摘要：岁继位，岁病逝，秦始皇的一生:藏着华夏大一统的起点与争议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被称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并在汉代被列为五经之一，作为经典供学子学习研读。可以说，在汉代《诗经》的研读就已经在训诂、句式、文章主旨等方面达到了成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齐鲁韩毛四家诗，奠定了诗学研究的范式，…

岁继位，岁病逝，秦始皇的一生:藏着华夏大一统的起点与争议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被称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并在汉代被列为五经之一，作为经典供学子学习研读。可以说，在汉代《诗经》的研读就已经在训诂、句式、文章主旨等方面达到了成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齐鲁韩毛四家诗，奠定了诗学研究的范式，影响了后世诗学的发展。同时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汉代以前诗学也就是先秦诗学的发展是怎样的？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博物馆在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一批战国楚简，经过马承源先生等的学者的整理，其中有支竹简个字涉及了谈论《诗经》的内容，并且因其中有6处&#;孔子曰&#;，所以马承源先生将其命名为《孔子诗论》。虽然之后陆续有学者认为其作者可能不是孔子，亦或是子夏、子羔或者另有他人，但这篇谈论《诗经》战国楚竹书的名称仍就以《孔子诗论》为名。可以说，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弥补了先秦诗学研究的空白，为先秦诗学的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谓是中国诗学的开山之作。

在上博简《孔子诗论》发现之前，关于先秦诗学的文献资料大多零散分布在《论语》、《左传》、《国语》、《孔从子》、《孟子》等之中，且大多引用就是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附和春秋时期&#;断章取义&#;的用诗风气，根本不会从诗的本义出发，更不用说关注诗本身所表达的意思主旨了，这一特点在上述几部著作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左传》中就有大量在外交场合引诗来表达邦国之间的宾主尽欢的情谊。在我们所熟知的《论语》里，孔子引诗也不过是为了突出教化作用。而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这种情况可以说几乎没有，它大多是从诗的本义出发，阐述诗歌的主旨，就诗论诗，虽然尚处于以诗论诗的雏形阶段，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的论诗形式而言，已经是一大进步。

&#;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传统理论之一，自其产生之时到现在仍有重要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诗以言志&#;。《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而在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一简就提到&#;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就从根本上指出了诗歌应该和音乐语言一样本身就应该传达作者自身的情感，是作者内在情感的外放。这与之后的《毛诗序》中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就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吗？换句话说，就是《毛诗序》有可能就是吸收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影响，并且做了更具体地论述。

上博简《孔子诗论》不仅清晰的论述了&#;诗言志&#;的理论，而且在诗学体系的构建上仍有一定的影响。&#;四始说&#;由汉初的《鲁诗》提出，就是以四类诗篇的首篇主旨来概括四类诗的主旨，构建了我国诗学史上的论诗体系。但是，随着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文献面世，可以发现，这种论诗体系在《孔子诗论》中已经有所显现。其第二简对《颂》诗的看法就是：&#;《讼（颂）》，坪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易，其思深而远，至矣。&#;在随后第五简中又说道：&#;又成功者何如？曰：《讼（颂）》是也，有这简短的两句可知，《颂》一类的诗就是歌颂祖宗基业，主要是赞美。再说《大雅》，在第二简中：&#;《大夏（大雅）》，盛德也，多言……&#;由于简文残缺，所以难以得知之后的论述，但是就仅存的文字可以得知，

《大雅》就是歌颂王德的。关于《小雅》，第三简中说到：&#;多言难，而悁怼者也，哀矣，少矣。&#;虽然主语残缺，但是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认为其是对《小雅》的评论，小雅，多抒发人生苦难，揭露统治者的荒谬。最后再说《国风》，也就是《孔子诗论》中的《邦风》，第三简中说到：&#;《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财也。其言文，其声善。&#;这不就是说《国风》就是乐官奉旨到各地采集诗歌，用来观风俗的。也就是说，在《孔子诗论》中作者已经注意到对四类诗的主旨的总体概括，并且对每一类的的首篇诗歌都有所提及概括，如第五简中提到：&#;《清庙》，王德也，至矣。&#;等等。或许可以这样说，也许是汉初《鲁诗》的传承者看到《孔子诗论》，并吸取其中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四始说&#;，构建了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除了对&#;诗言志&#;和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所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突破了当时断章取义的论诗方式，而从诗的本义出发，谈论诗歌的内容和情感。下面以第八简、第九简和第十简为例做简单阐释，《孔子诗论》第八简：&#;《十月》善諀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心，言不中志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怨焉；《小弁》、《巧言》则言流人之害也；《伐木》&#;；

第九简：&#;实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古也；《祈父》之责，亦有以也；《黄鸟》则困天，欲反其古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第十简：&#;《关雎》之攺；《梂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盖曰动而偕贤于其初者。《关雎》以色喻于礼，&#;。《孔子诗论》作者用一句话、两个字、甚至一个字精准的概括了诗篇的内容，由上面原简文字可以看出，其看重的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抒发，而非教化或者政教的意义，用心论诗，自然就超脱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更看重诗篇本身的内容。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新的论诗方式的出现，才为先秦论诗风气注入一股清流，从根本上推动了先秦诗学的发展。

上博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整理，为先秦诗学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文献资料支撑，我们才可以从中窥探先秦诗学的发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孔子诗论》就是中国诗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正是由于其的流传与发展，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出现，使得诗学在汉代的发展就已达到成熟，并为后续中国几千年的诗学发展提供范式。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朋党之争是一大痼疾。而北宋的党争空前绝后，仁宗时期的&#;庆历党争&#;、 &#;新旧党争&#;是两次影响广、持续时间长的党争。

庆历党争主要表现在政风的差异。原本恪守祖宗家法而形成的仁厚持重的政风，因循守旧之风浓厚，当范仲淹等重名节、有志革新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保守老臣的矛盾。仁宗时，冗费现象日趋严重，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试图变法革新，与吕夷简为首的旧派矛盾尖锐，大的冲突约有三次，都以范仲淹等的外调结局，即有名的&#;范氏三谏&#;。仁宗天圣七年（年），仁宗要给垂帘八年的刘太后上寿，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上疏道此举有损皇帝名位，并请太后还政，两条谏言都未被采纳，范仲淹自请外任,此为一谏；明道二年(年)底，仁宗拟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右谏议大夫范讽附和，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等则以为不可轻易废后，孔、范皆被外任，此为二谏；

景祐三年(年)，已回朝升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宰相擅权的问题提出意见，吕夷简则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为名反攻范仲淹，而宋仁宗的政治上的天平最终倾斜到吕夷简一边，范仲淹因落职出知饶州。在范、吕之争中，态度鲜明地站在范氏一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富弼，也连带着被贬外任，此为三谏。

&#;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产生的新党和旧党的对峙，神宗力图改革，重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政，但遭到了朝中多位保守大臣的反对，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主政，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重用司马光等旧党，全盘否定新法，旧党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等支持新法的人，直到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守旧派获得朝中大权，新旧党分为得势的元祐党人和失势的元丰党人。其实，新旧党的斗争开始时是思想上的分歧，并无高下之分，不幸的是，北宋后期的党争逐渐变成意气之争和夺权之争，不可预测的政治环境让每一个士大夫都惶惶不安，新旧党争持续了五十多年，对北宋士人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史，其中每一位士大夫都不能独善其身。

为什么北宋党争如此激烈，波及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久远远甚于其他时代？北宋党争的起因有其必然性。赵宋起于&#;陈桥兵变&#;，名不正言不顺的改朝换代使宋太祖不安。为了稳固赵氏政权，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加强中央集权，如：军事上，&#;杯酒释兵权&#;避免藩镇割据；用人上，官职和实权者分离，避免权臣出现；

在选官上，破除&#;门生座主&#;关系，明令禁止朋党。虽然宋代统治者对朋党的防范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这使得不少官僚借&#;结党&#;之罪诬陷攻击政见不和之人，因此，一些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也被冠以&#;朋党&#;恶名。如：真宗时，钱惟演就用&#;朋党&#;之罪诬垢了寇准，排斥异己；仁宗时，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等人，被夏竦等攻击为&#;朋党&#;。宋代积贫积弱，从真宗开始就在走下坡路，内有冗员，外有少数民族侵扰，但是统治阶层多推行苟安政策，这种惰性使官僚士大夫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无所用心、循规蹈矩，虽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试图变法图强，力挽狂澜，

但是因为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使变法举步维艰，正如范仲淹所云:&#;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因此新党、旧党之争延绵不绝，在互相指责、攻击的过程中，党争便不知不觉滋生着，愈演愈烈，甚至变成了没有原则的互相倾轧，一场又一场的&#;诗祸&#;在士大夫的心上蒙上了一层层阴影，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党争之下的士人词创作

两次旷日持久的党争影响了北宋文人的仕途，仕途平顺如晏殊，坎坷如秦观，进而也影响了词中的内容和情感。接下来我会以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为例，谈谈党争之下的士人词创作。

晏殊在宋词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他是衔接五代词风的重要一环，珠玉词体现了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使以前的艳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晏殊的词风闲雅雍容、明丽婉约，继承了五代冯延巳一脉，如冯煦所言：&#;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但晏殊的词又有其超越之处，晏殊是个&#;太平宰相&#;，他少年得志，享尽荣华富贵，为人做事保守稳妥，谨慎理性，并不直言犯上，因此一生仕途较为平顺。在吕夷简罢相之后，晏殊接任相位，他一手提拔了诸多贤士，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是等能臣为新政提供了人才，也为他自己的仕途提供保障。面对党争，晏殊的态度更多的是保全自己，不惹是非，因此他对欧阳修的态度多有不满，后来二人虽是师生，却感情交恶；

在守旧派中伤范仲淹时，激烈的党争之下，晏殊为保全自己而外放了范仲淹等人，自己也罢相出京。晏殊词中的淡淡惆怅应是对党争的不可预料而产生的，表现出对生命的忧思，从圆满的生命中体悟其中的无可奈何之处，生命意识和时间意识使他在词中追求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

欧阳修是晏殊的学生，在政治上的态度与老师大为不同。他刚正不阿，直言大胆，仕途也因此几多坎坷。三次贬谪经历让欧阳修对于宦海浮沉和人生变故有更深的体验。欧阳修的作词态度是&#;以其馀力游戏&#;、&#;聊佐清欢&#;，词在欧阳修手中又有新变，欧阳修进一步用词反映心境，抒发自我感受，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词不再只是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别恨，在《浣溪沙》、《圣无忧》中，他表现出在党争之中的身不由己，自我独特的心态，&#;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在词中，可以看出欧阳修潇洒旷达的个性，冯煦评其词风&#;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苏轼一生政治生活都受到党争的影响，党争也是苏轼仕途沉浮的主要因素。苏轼天资聪颖，本来仕途光明，岁与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三苏&#;名动京师。王安石变法中，他认为变法措施过于激进，两次写《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遭到了得势的新党的打压，外放杭州，苏轼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初入仕途的昂扬向上变成随遇而安的达观心态。知密州时，苏轼在词中点出自己受到的迫害后的心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迫害给予了苏轼沉重的打击，他侥幸保全性命却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期间有大量词作，却很少作诗言事，主要抒发的是人生如梦的幻灭之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多表现出&#;乌台诗案&#;后的无助与彷徨，险恶的政治环境，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给苏轼带来了精神上的苦闷与孤独。所幸，苏轼天性旷达乐观，他不断从老庄哲学中寻求解脱之道，用达观的态度看待世事，实现自我的解脱。苏轼词风清雄，既有清旷一面，又有豪放一面。苏轼提倡像作诗一样写词，用词来抒发自我真实情感，苏词很好地记录了苏轼在党争中&#;不合时宜&#;的心路历程。苏轼对词体建设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自五代词起，词被看作是&#;小道&#;，传统词多用以表现女性柔情，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提出词&#;自是一家&#;，改变了传统的词为&#;艳科&#;的格局。

秦观是一位&#;当行本色&#;的词手，叶嘉莹将秦观词分为两类：早期词和政治挫败后的词。秦观前期词和婉醇正，少年时胸怀壮志，广读兵书，准备着驰骋疆场，建立功勋，是苏轼的得意门生，不乏清新轻快之作，如《鹊桥仙 纤云弄巧》；后期多次因党争被贬，情感世界发生剧变。秦观仕途不畅，在新旧党争中因为苏轼原因屡受打击，先后被流放到郴州、横州、雷州，秦观最初有着很高的人生期望，但是理想受挫加上脆弱的心理建设，后期的人生痛苦而不得纾解，甚至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如《踏莎行 雾失楼台》，&#;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冯煦说：&#;他人之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词作在浮沉变动之间得到了升华，泪水盈盈，散发出&#;凄厉&#;的美学风格。

结语

北宋时期，纯粹的专业作者变少，文学家与政治家重合，北宋的士大夫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人公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但是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这些士大夫也追求个性自由，虽然受朝廷的控制很严密，却并没有失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高昂的政治热情下逼仄的创作环境，词成为士大夫用来抒发自己真实的感受的文学途径。当时诗和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诗言志&#;而词是&#;小道&#;，因此文人用诗文来光明正大地参与政治，而词是宣泄自我感情的途径，词逐渐由单纯写离愁别恨的五代词变成抒发士人情怀的文人词，婉约与豪放并存，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都开拓出了广阔的领域。

人为什么而活着，是一个哲学上非常重要而基础的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社会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一段时间是——为了救赎。人生而有罪，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请求上帝的宽恕，人是神的仆人，人性被伟大的神性赋予了价值。中世纪漫长几百年，大部分的欧洲平民甚至也包括绝大多数的贵族都以这样的想法来度过自己的一生，从神的角度来赋予自己生命的价值。

但是这一切在西方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巨大改变，就像尼采所说&#;上帝已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宗教机构不断地世俗化，种种腐败被揭漏，上帝的权威不断的被侵蚀，人们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再这一场上帝的&#;信任危机&#;中，&#;人为什么而活着&#;再一次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后西方世界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在机械洪流中，人的性命被轻而易举的取走，面对这个无情的世界，人是如此的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那我们活着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或者只是一场无意义的偶然？

面对这个问题，加缪的回答是——不，我们的生命依然有价值——就像他在书中所写&#;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在存在主义的观点中，世界确实是荒诞的，生而为人确实存在偶然性，但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生活的撕裂，生活的繁琐就是人存在的价值，只要你赋予它价值，它便是价值。不得不说加缪是一个天才，他将这种存在主义的想法重新融入到了西西弗的神话中去，为生活带来了新的解读。西西弗的生活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他没有选择，每一天都将石头推上山，又眼见它滚下来，就像我们芸芸众生一样，每一天做的其实大抵都是一些重复繁杂琐碎的事，明天我会干些什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甚至在这样的繁杂下还要夹杂着失败，生活是如此的撕裂，荒诞，但是加缪说这并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存在就是因为这一切，这一切都赋予了我们价值，&#;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我们日复一日所客服的苦难看上去对神对世界毫无价值，但是对我自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价值。就像西西弗那样每天推石上山就是他生命的一切，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在推石上山，在他每天推动石头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已经彰显了，他的价值不因为他所处的世界如此的荒诞而被磨灭，他活着，他存在着，他感受到了苦难，他的生命便有了价值。

&#;真正的生活是在撕裂内部出现的。生活，就是撕裂本身。&#;

最早读《西西弗的神话》还是在高中，当时面对高考的压力，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当日复一日的面对那些重复的试题时真的和西西弗太像了，至今回想起来还能够感觉到当时&#;生活的撕裂&#;，但是加缪的话给了我非常多的勇气来面对这一切，正如他说的&#;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纵使生活是这么的&#;撕裂&#;，但只有当我自己也认同这生活的苦难时，我才真正的陷入了一种无价值的苦难中，只要我永远保持一种存在下去的活力，那么无论我再哪，我面对着什么，我都可以说我所过的生活是有价值的。c8g.mobiPPP

加缪的种种想法在当下的社会中也具有极大的价值，&#;人间不值得&#;逐渐成为当下火爆的自嘲，这隐隐反应出避世的思想成为人们面对生活压力的对策，但是实际上当你真的觉得生活不值得时，生活才真正不值得，&#;生活若没有意义，则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它。&#;你在做什么，面对什么，都不重要，生活的违心几乎是它的必然，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要觉得我之存在有价值，生活就有价值。现在的社会或许需要一些更加积极的声音，来鼓励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时要更多的做到像加缪书中所写的那样：&#; 对生活说&#;是&#;，对未来说&#;不&#;&#;，真正战胜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对世界荒诞的畏惧，而相对的保持一份对生活苦难的&#;轻蔑，一切命运无不在它脚下臣服。&#;

《西西弗的神话》并不因为时间而褪色，在如今上班族开始以&#;社畜&#;自嘲，自杀率不断升高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去反省自己存在的价值，&#;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当我们在深夜扪心自问，我为何而活，首先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先试着回顾一下自己今天所做的那些无意义的琐事，告诉自己&#;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然后再回答另一个问题今天我感觉自己存在吗，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那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也迎刃而解——我为了这一份存在而活着。vh.c8g.mobiPPP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以日复一日滚石上山的西西弗为喻，解读了人生的荒谬，他一层一层地剥离人生虚幻的外衣，将其荒谬的本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然而揭露荒谬不是绝望，而是为了彻底看穿那些幸福与痛苦。在加缪的哲学思想中，荒谬是作为起点而提出的，他从荒谬这个前提出发，为人们的心灵寻找到了一片火热的归宿，&#;失去了希望，并不意味着失望。大地的火焰完全可以与天堂的芬芳相媲美。&#;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那一片点燃自己生命的火焰。

和高晓声的&#;北大荒小说&#;系列中刻画的在逆境中表现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的知青相比，李顺大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又因为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普遍特征，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农民形象。他的典型性表现在作者既描写了他具有的智慧性和创造性的正面，同时也不放过他具有的奴性和惰性的负面。（见《高晓声小说细节描写的作用分析》）

小说一开始就提到李顺大要以&#;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来造三间屋子，这里的&#;三间&#;是李顺大参考了家里人口数量与房屋分配得出的结果，这对于当时健壮的&#;俨然一座铁塔&#;，&#;觉着浑身的劲儿倒比天还大&#;的李顺大而言是一个看得到希望的目标。李顺大造屋的梦想和家庭环境有很大的联系：爹娘和小弟在暴风雪里冻死，算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被抓去做壮丁的李顺大本着&#;怎肯替国民党卖命&#;的热血屡当逃兵，用屡次逃跑得来的卖身钱付了爹娘的坟地钱和四步草屋的地皮钱，他终于和妹妹从住在爹娘坟边的小窝棚里住进了草屋。之后和妹妹同住做伴的讨饭姑娘做了李顺大的妻子，并为他生了个胖小子，李顺大前期的漂泊至此完满结束。kx.vh.c8g.mobiPPP

造屋不仅是李顺大一个人的梦想，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一生的梦想。和那些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人不同，李顺大的原生家庭是船户，到处漂泊打渔是在所难免的，即使后来一家人改行换破烂拾荒为生，因为没有房子只能守着一条破旧不堪的木船，童年漂泊的悲惨经历使得李顺大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

就像是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 欲望代表着一种&#;缺乏&#;，&#;缺乏&#;是先于&#;行为&#;的，属于一种自觉的、非理性的行为，当欲望被满足后，行为便会结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小农的理想生活无非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李顺大在这仨里已经实现了俩，失去爹娘的原因无限提高了屋子在他心里的地位，造屋成了他的一种执念也就不难理解了。房子是最安稳可靠的，有了房子就有了底气，一家人住着舒坦不说，将来为儿子说一门亲事时也是最大的底气，儿子成亲了就能盼孙子，&#;将来建成共产主义过幸福生活，焉能独缺他李顺大的后代&#;。

造屋是李顺大的梦想，更是他们全家人的事业。为了攒够造屋的本钱，李顺大一家节衣缩食，极力降低生活基本需求，从牙缝里抠出分毫来。李顺大过着比禁欲的卫道士一般的生活，和著名的&#;吝啬鬼&#;葛朗台相比，葛朗台极度吝啬是为了单纯意义上的财富积累，是成堆的金币，而李顺大要的不过是三间屋子容身而已。传统的小农思想的局限性禁锢了李顺大不可能像资产阶级葛朗台那样投机倒把来聚敛财富，他靠的是压榨自己和家人，靠的是&#;省&#;。

造屋不易。事实上不管是四步草屋还是三间屋子，在里面天灾导致死伤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至少不会像李顺大爹娘那样冻死，但是谁知道李顺大之后面临的是比天灾还可怕的人祸，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像他这样的社会底层小人物注定被现实抛掷，在随波逐流中一无所有。

土改时期被分到&#;六亩八分好田&#;是李顺大造屋梦的发端。解放后至年期间，李顺大陆续买齐了全部砖瓦木料，屋子的雏形被次年大跃进带来的&#;共产风&#;刮倒了，木料、砖头、瓦片都成了公家的，李顺大悲痛欲绝之时安慰自己未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带来的成功不会少了自己的砖瓦功劳，通过阿Q一样的精神胜利法他渡过了第一次低谷。第二次风波是&#;倒是要弄坏点人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了，希奇歌是不善言语的李顺大在整部小说里最重头的语言描写了，和《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之处。在这段时期，李顺大准备好的块造屋钱被没收了，从牢房里带了一身的伤病出来，动摇后决定坚持造屋。到最后的最后，李顺大的屋子&#;终于有把握造成了&#;，但是给办事的人发香烟这样腐蚀人心的事儿成了李顺大的心病，使他愧对当年的老书记。

和李顺大&#;三起两落&#;的造屋经历最相近的是骆驼祥子&#;三起三落&#;的买车经历。在身世方面李顺大是船上人出身当了农民，祥子是失了地的农民改行拉车。二人从事的事儿不同，性格上都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民勤俭节约、勤劳能干的优良品格，在年轻的时候也都有股爱拼敢拼的劲儿。他们一个梦想造三间屋子，一个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他们的愿望都十分质朴单纯，是一般人眼中简单平常的事儿，但是很明显对于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而言，那已经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了。他们在青年时都单纯地想凭着个人的努力来实现梦想，但是他们一点微薄的力量在整个社会大浪潮中是那么微不足道，像他们这样被生潮业浪、形式政策随意抛掷的小人物是根本无法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相抗衡的，他们都曾有几次已经无限接近理想的实现，但是现实总会在最后关头给他们毁灭性打击。

他们的人生都是糅合了深广社会内容的悲喜剧，他们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挂钩，作家在他们俩身上都赋予了时代的缩影。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祥子彻底被现实击垮了，而李顺大在新社会的帮助下屋子有把握造成了，当然对于这个把握到底有几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到底是给人以希望的，也算是对李顺大几十年的一种慰藉了。《李顺大造屋》这样的结尾明显削弱了作者前期批判的压抑，这一点可以用作者当时所处环境的时代局限性来解释，但是读者也可以想见，李顺大经历了在社会动乱中跌宕起伏的几十年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光明，但是之前的黑暗注定是新生活永远的阴影。xi.vh.c8g.mobiPPP

高晓声写作时时常以无意识的知识分子视角去评点李顺大的行为和心理，再加上小说叙事方式是夹叙夹议，因此作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显露在小说中多处显露。这一点和福楼拜提出的&#;作者隐匿&#;原则有所不同，福楼拜的&#;非个人化&#;原则强调的是作家无权对任何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在给尚特比女士的心中谈到过自己的艺术原则：&#;作品所造成的这种幻觉（如果存在的话）来自于它的&#;非个人化&#;。一个作家一定不能成为自己的主题，这是我的原则。vq.vh.c8g.mobiPPP

艺术家在作品中必须像上帝在创造世界时那样——他即使看不见的又是无所不能的；他必须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被感觉到，但却永远看不见他。&#; 然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正好相反，强调的是读者隐去。《李顺大造屋》中作者的议论部分对于小说主题的表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前期作家对于小农民李顺大想要造房子的一点淳朴的心愿持理解和肯定的态度，但是故事发展到李顺大遭遇三起两落时，作者的议论和情感倾向转变成对现实尖刻的批判和讽刺。这样的议论侧面突出了李顺大的造屋梦想和现实环境之间巨大的矛盾，也凸显了普通民众在时代浪潮面前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