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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蜂巢思维”与社交媒体

马萨诸塞州，迪尔菲尔德镇

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一只发着红光的机械眼睛将博格人和他们所属的物种的集体思维连在一起，这意味着不可避免的融合。在《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邪恶的铬合金材质的“电脑人”通过吸收个体加入集体合作，抹除个人的倾向和欲望，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意志，以便获取主导宇宙的能力。马德琳·英格在《时间的皱纹》（A Wrinkle in Time）一书中写道，黑暗正在蔓延，带走了宇宙的光芒，这个黑暗中一个稳定跳动的心脏代表着一种单一的意识，它宣称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坚持过独立的、个性的生活，而不是被纳入统一的意识。

对于个体需求完全服从于群体的社会，我们的科幻作品给出了很多悲惨的警示故事。这类思维的核心前提是，为了实现成功，我们需要牺牲个体差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步调一致。这种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于我们对于集体意识的认知里面。

我相信，人类对集体性根深蒂固的恐惧源于集体性所暗示的自主性的缺失，即接受我们的超社会性意味着我们将生活的方向盘交给我们意识不到的外界影响。但我们通常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态度、感受和决定的观点，也越来越令人怀疑，因为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数据表明，我们所谓有逻辑的、充满意识的自我并不总是我们行为背后的主导因素。

神经学家戴维·伊格曼在《隐藏的自我》一书中总结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伊格曼的很多证据都与运动和感知的基础有关，但他书中真正令人兴奋的部分涉及更复杂的行为和体验。比如，在“哪位才是真正的梅尔·吉布森”一节中，他提到了这位世纪年代的当红演员因酒后驾车被捕的事，当时吉布森在录像中说出了一连串反犹脏话。吉布森和他的许多朋友声称，这些想法和感受与清醒而友好的吉布森完全不同，只不过是不幸的酒后胡言乱语，应该不予理会。但另一些人则援引了“酒后吐真言”这句老话，嘲笑说这是借口，认为违禁物质可以释放我们平时压抑的想法，反映我们的真实情感。然而，伊格曼认为，大脑的运作机制更像是一个存在多个竞争对手的民主系统，里面拥有多个“子系统”，也存在多个倾向，每个子系统都在特定的时间争夺控制权。酒精可能会抑制其中代表自我控制、谨言慎行的那个“子系统”，并允许代表偏见、基本欲望和自私冲动的“子系统”来控制大脑运作和人的行为。但这两个“子系统”，或者说“倾向”，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神经回路，都无法代表“你”的完整本性。

即便当谨言慎行、意图明确的一面占据上风的时候，我们的另一面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伊格曼整理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善意的、有社会意识的人仍然对其他种族和性别的人持有消极含蓄的联想。比如，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外表的吸引力时，会受此人在评估时瞳孔大小的影响，瞳孔大小反映了它被激发或兴奋的程度。再比如，有些人的工作是去观察淘气的小鸡，分辨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没错，这种工作真的存在）。刚开始，他们也无法判断小鸡性别。为了完成这份工作，他们通常站在一个经验丰富的“雌雄鉴别师”身边学习，这位鉴别师会判断他们的猜测是否准确，长期实践便催生了潜意识的辨别能力。

我们的意识也可能由于反应过于缓慢，无法对大部分的决定和动作负责，导致一些神经科学家推测我们的意识并不是为了即时决策，而是为了处理社会和情感信息，^[1]权衡优先事项，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伊格曼把意识中心地位的陨落，比作伽利略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之后地球中心论的陨落。“认识自己可能需要改变对‘认识’的定义。现在，要了解你自己，必须明白你的意识仅仅占据大脑这座大厦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几乎无法控制你面临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现实是由潜意识在历史经验和对未来预测的基础上为你构建出来的，这种现实也是由“蜂巢思维”为你营造的基于共识的现实，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很快看到这一点。

在《增长之歌》（Song of Increase）中，养蜂人、作家杰奎琳·弗里曼（Jacqueline Freeman）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蜜蜂的合作，它们不仅彼此和谐相处，而且与花朵、太阳和季节更替之间建立了和谐关系。每只蜜蜂作为个体而存在，但同时也作为集体的一个单位而存在，作为一个更大的有机体的一个细胞而存在。弗里曼引用了Bien（蜂巢）这个德语单词，她说这个词不仅暗含了蜂巢是一个更大的有机体，还暗含了蜂巢要对它赖以生存的更大的生态系统做出回应。

如同蜜蜂一样，人类也需要存在于某一集体之中，我们的个人身份认知既来源于又完全内嵌于人类共同的存在状态。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身体和不同的大脑，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思想、情感和记忆。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共同的精神体验体现在我们神经活动的同步性上。这类精神现象并不受制于我们身体组成的物理边界，而是从一个头脑扩散到另一个头脑，将彼此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以类似的方式体悟世界。

人性：%类似于黑猩猩，%类似于蜜蜂？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目前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道德领导力教授，写过大量的科学论文和几本心理学畅销书。根据海特对心理学和进化证据的详细分析，人性里面，%类似于黑猩猩，%类似于蜜蜂。^[2]（当然，这只是一种暗喻的说法。）如同黑猩猩一样，我们非常关心自己的福利和部落，有时甚至不惜诉诸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天性也像蜜蜂那样具备集体性的一面。正如海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群体归属”的倾向。他引用了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观点。杜尔凯姆认为，人类应该被称为“双重人”（Homo duplex），即人类是一个既能独立存在，又能形成集体认同的物种。其他理论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人类经验既有“自我模式”，也有“我们模式”^[3]。

我们类似于蜜蜂的一面会呈现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这些环境将我们的意识糅合进了一个共同的体验框架中，比如随着一个共同的节奏跳舞，一起唱赞美诗。一些导致人际边界变得模糊的“环境因素”，如黑暗、酒精、极度疲劳、集体重复运动和某些药物，也会催生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意识。异教领袖经常故意创造这些条件，以鼓励追随者之间保持一致性。^[4]

当我们的输出（运动、发声）和输入（看到别人的运动、听到别人的声音）具有同步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破身体和自我意识的界限，将意识的触角伸入更大的集体。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二战老兵威廉·麦克尼尔在与战友进行机械行军训练时，写下了自己的狂喜体验：“我记得当时到处都是幸福感；更具体地说，由于参与了集体仪式，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个人膨胀感，感觉这比生命还重要。”

在《持久团结：人类历史上的舞蹈和操练》（Keeping Together in Time: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一书中，麦克尼尔认为肌肉运动和语言表达的同步性会导致“界限消失”，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严格的区分，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集体意识。他认为，这种做法通过影响人类的情感来增强群体团结，并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催生了集体凝聚力。许多士兵都报告说他们对战友怀有强烈的团结感和亲切感。

麦克尼尔认为，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人都发现了动作和声音同步进行的力量，从围着篝火的狩猎到建设金字塔再到军事操练，所有活动都涉及肢体动作的同步性，这让我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超出了自己身体的能力范围。

记者、学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继承了麦克尼尔的“衣钵”，在《街头的狂欢：集体欢乐的历史》（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一书中煞费苦心地追溯了狂喜舞蹈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历程。她根据人类学的证据，提出定期与他人一起庆祝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仪式性的舞蹈和集体庆典一次又一次地兴起，但也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压制，最常见的是强者反对弱者进行这种群体活动。

在被压迫的群体中，及时凝聚在一起组建一个集体，成为确保团结以及反抗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曾经饱受奴隶制压迫的非洲裔美国人创作了劳动歌曲来分享传统，互相帮助，有时分享带有特定编码的信息。这些歌曲经常在重复的、共同的动作中演唱。世纪末，印第安人的鬼舞如同病毒般迅速传遍了北美洲。那是一种圆圈舞，据说拥有一些神秘的特征，能让人们与逝去的亲人团聚，而且有利于结束白人的殖民统治。它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吸引力，并得到迅速传播，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共同的狂喜运动；另一个是在一个绝望和悲惨的时代，它带给人们一种力量感。

那些支配弱势群体的人经常在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中看到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看到野蛮的状态或无节制的性欲。但有些人觉得自己被这类舞蹈深深地吸引住了。比如，作家克林顿·弗内斯曾在世纪年代参加过非洲裔美国人的“环形呼喊”^[5]，芭芭拉·埃伦赖希引用了弗内斯这样一句话：“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智慧，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逐渐影响人群，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包括我自己的……”伴随着旋转的舞蹈，参与者逐渐陷入了一种蜂巢思维，释放自我，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

虽然历史上那种常规的、大型的、有组织的、欣喜若狂的集体仪式可能已经失传了，但即便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狂热集体仪式的苍白身影。我敢打赌，如果你快速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就会发现几个与这方面相关的例子。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教堂里唱圣诞颂歌时的那种如同潮汐般向自己涌来的感觉，我能感觉到自己心中的震动，也能感受到来自其他歌声的冲击。我还记得十几岁时去看九寸钉乐队演唱会的情景，当你与其他人伴随着同样的音乐节拍摆动身体时，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甜蜜感，尤其是当你旁边那个人未来将成为你的丈夫以及你孩子的父亲时，更是如此。

每年夏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内华达州西北部的黑岩沙漠，那里将临时搭建起一座“城市”，让人参与一年一度的反传统狂欢节“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这种集体仪式将视觉艺术、音乐、创造性和绝对包容结合在一起（如果所传不虚，这个节日还宣称制药业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鼓励参与者建立一种强烈的、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和集体仪式。

甚至现代社会狂热的体育运动也带有人类社会早期祭祀仪式的痕迹。球迷们在脸上画上代表球队颜色的条纹，穿上一模一样的运动服，戴上一模一样的帽子，或许还有其他属于球队的标志，一起吟唱、挥手、起立、呐喊。在赛前聚会中，球迷们如同古代参与类似活动的人一样，也会摆下宴席，并分享一些可以改变思维的物质。

在这些蜂巢式的群体体验中，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边界似乎被打破了，彼此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蜂巢体验背后或许存在多重生物学机制，其中三种可能的原因为内源性（身体自然产生的）阿片类物质、神经肽催产素以及我们的镜像能力。

你可能熟悉内源性阿片类物质，这种物质对跑步者愉悦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当我们作为群体的成员参与共同的运动或活动时，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比如在跳舞、划船比赛甚至是一起大笑的时候。^[6] 这可能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体验非常有益，并被一股强大的动力驱使着去探寻这其中的奥秘。

催产素是一种由下丘脑产生的神经肽，在分娩、哺乳和性高潮时由脑垂体释放出来。催产素似乎在较为不确定的心理事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如两性的结合、依恋、群体内的团结^[7]、群体外的敌意^[8]等等。它可能通过模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区别而对社会互动和依恋产生一些影响。^[9] 非常美妙的是，当人们和他们的爱犬互相长时间地注视时（应该是满怀爱意），这种物质也会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

世纪年代，意大利的一组研究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猴子大脑中的神经元不仅会在猴子做出某个动作（比如拿起一颗花生）时被激活，还会在观察到其他猴子或人做出同样动作时被激活（比如看到研究人员拿起一颗花生）。^[]似乎对这些神经元来说，自己做一个动作和看别人做同样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在这项研究的早期，一些人认为这些镜像神经元是大脑特定部位的特殊类型的神经元，负责理解我们观察到的世界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伙伴。^[]一些人认为，这种神经元活动的镜像是同理心的神经学基础。^[]

在早期的研究热潮过后，镜像神经元的概念受到了一些抵制。有些人指出，一个神经元在一个有机体从事某个活动时和观察到其他生物体从事同样活动时的反应相同，这种现象只在猴子身上直接观察到，而在人类身上没有。还有人问为什么这些特殊类型的神经元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类型的神经元不可分割。

马可·亚科博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也是镜像神经元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他不再把镜像神经元说成是可分离的神经元，而说镜像是一个过程。^[]在其最早的一篇论文中，亚科博尼让受试者在神经成像扫描仪中轻敲他们的某一根手指，然后观看其他人轻敲同一根手指的视频，结果观察到受试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大脑活动几乎相同。^[]神经成像技术检测的是流向大脑更活跃区域的血液，因此这种数据并不是测量单个神经元是否更活跃，而是整个大脑区域是否更活跃。这些发现反映了镜像的概念，即无论我们经历了某个事情还是目睹社会上的其他人经历了同样事情，我们的大脑都能做出相似的反应。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已经多达数百篇。因此，镜像似乎是我们超社会性的生物学基础之一。

我回想起了自己内心深处发生镜像反应的瞬间：当我在女儿身后倾斜身子，用我的滑雪杖撬开她滑雪靴上的锁时，我的感觉如同是我的父亲在为我做这个动作；当我剥开一只蛤蜊的壳时，能感觉到我祖父那双饱经风霜的手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感觉到这个动作所需要的那种节奏和撬开外壳的角度；当我心不在焉地摘下一片香蜂叶，揉搓它，释放它的香味，闻一闻，再让它飘落到草地上，似乎感觉到妈妈也在做同样的动作。

在这些情况下，神经系统和其他系统可以协同工作，促进社会思维的一致性，在人类的大脑中形成群体的概念。人类不会像鸟类或蚂蚁那样成群结队，而是会通过情绪传染和社会从众（social conformity）的过程产生思维的同步性，从而产生“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步调和共同的身份认同”^[]。

然而，这种思维的同步性并不仅仅在大规模的人群或仪式中产生，两个人在一起，或三个人在一起，或者在小规模的群组里，都会发生这种同步性。当人们面对面交流时，往往会模仿彼此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从而产生相似的情绪。^[]多个人走在一起时，步调会趋于一致，很容易会互相模仿举止习惯和说话的节奏，甚至眼神凝视的方式。^[]与他人同步似乎也能促进与他人的联系。当有人模仿我们的身体动作（姿势、手势）时，我们更有可能喜欢他们，并与他们融洽相处。

这种同步性和超社会性意味着即便当我们完全独处时，也不是孤立的，因为思考本身不是孤立的，具有社会性。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写道：“对于人类来说，思考如同爵士音乐家在自己房间的私密环境中即兴创作一段曲子一样。没错，这的确是一种单独开展的活动，但使用的乐器是别人制造出来的，之前曾经与其他音乐家一起演奏，并向其他音乐家学习，而且这种音乐流派之前曾经拥有丰富传奇的历史，曲子是为想象中的爵士乐迷创作的。所以，人的思维是个体在社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也无法逃避社会性。

人类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我们作为个体经历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但我们也有一种集体的本能去寻找社会环境，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实现彼此之间的同步。

社会性动物遇见社交媒体

一个咖啡厅里播放了一首乐曲，让你想起了昔日的恋人，你给他发了表达思念的短信，并附上了一张完美的卡布奇诺咖啡的照片。一场灾难袭击了你居住的城市，你在脸书上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然后上传一段灾后的视频。你正在举办一场外太空主题的派对，并通过社交媒体与新西兰的一位艺术家取得了联系。这位艺术家创作了能够在黑暗中发光的挂毯，从而呈现群星点缀夜空的情景，你把挂毯挂在房间周围，营造出沉浸在星光下的夜晚的气氛。

随着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出现，我们有了全新的沟通媒介，可以联系彼此，可以同步做一些事情，可以相互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通过物理运动当面沟通协调来实现一致，而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则可以借助社交媒体，无须面对面就能实现同步。在任何时候，你不仅可以了解到社交伙伴的想法（通过他们的文字、状态更新和推特），还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通过他们分享的视频和图片）。如今，多个社交媒体平台都在鼓励人们讲述自己一天中的一小段经历，并以第一人称拍摄视频。这些故事将带你融入朋友的生活体验。

随着社交媒体的引入，分享体验的媒介不仅在数量上发生了变化，其覆盖面也发生了变化。影响我们和被我们影响的不再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是全世界的人类。这种思想和情绪在网络上的大规模传播借助了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语言，视频、文章和想法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

“觅母”（meme）现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古希腊语中，meme是mimeme的缩写，意思是“可以通过模仿得到传播的文化因子”。这个术语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用来解释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文化因子在空间和世代之间被复制，并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如同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得到传播一样。^[]他认为，如同基因一样，文化因子的传播也会被自然选择，所以，有些文化因子会迅速蔓延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有些则迅速消散。互联网时代很快就接纳了“觅母”这一理念，即借助修图软件处理过的视觉图像来表示特定群体之内共同的观察世界方式，这类图像传递的文化因子引起了情感共鸣。

人们把自己的社交活动放到网上，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衡量不同人的思想、情绪和想法相互影响的程度，因为我们在网上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追踪的。比如，脸书和一些合作者证明，当一个城市下雨时，糟糕的情绪不仅会在该城市蔓延，还会通过该城市居民的社交网络传播。^[]

脸书承认有意调整了推送给用户的帖子的内容，以测试其是否根据好友每天更新的内容而觉得更好或更糟。^[]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源，让他们少看点消极帖子或积极帖子，那么他们自己在帖子里使用的消极词汇或积极词汇就会少一点。如果看到某个朋友的社交网络变得不那么积极了，那么你分享的积极帖子就会减少，反之亦然。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两组人使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数量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比例只有1‰。虽然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不易觉察，它仍然清楚地表明我们甚至不需要与他人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社交互动，他人的情绪和思想依然会影响我们，社交对象的情绪完全可以通过数字网络传染我们。

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追踪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恐惧、同情和休戚与共等情绪的传播情况。^[]他们分析了人们在推特上发布关于爆炸案的信息标签（比如，为波士顿祈祷、波士顿坚强起来，以及相关的地理信息），以观察恐怖袭击和随后的封锁发生之后，情绪和信息在网络和社会上的传播。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情绪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染，运用推特上的话题标签功能，可以追踪情绪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情况。然而，有趣的是，对于人们的情绪究竟是恐惧还是团结，最具预测意义的是在波士顿的人的直接体验。也就是说，在波士顿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或朋友，并不比最近造访这座城市或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更能预测人们究竟是恐惧还是团结。

另一个研究发现，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尽管印第安纳波利斯在地理上更接近波士顿，但来自芝加哥的人比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人表达了更多的恐惧，也许这是因为芝加哥是一个机场枢纽，与波士顿的机场业务往来比较频繁。这些发现表明，有形社交的程度（即在不同社区之间来回移动的人的数量）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这比借助虚拟沟通去分享信息或其他内容更易于催生共享社区或共同认知。重要的是你对一个地区的认同有多深刻，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深入你的皮肤，成为你身份的一部分。

情绪可以通过面对面和在线的方式传播。事实上，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分享情感会加强你和他人的情感交流。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音乐家、演员、创新者大卫·鲍伊刚刚死于肝癌，享年岁。年充斥着令人震惊的名人去世的消息，鲍伊的去世堪称音乐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去世让很多人公开表达悲伤：街头流浪汉纷纷表达自己从他的音乐中得到了安慰；有些著名音乐家纷纷表示自己从鲍伊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并分享自己与鲍伊的交往故事，充满了令人唏嘘的宿命论色彩；甚至连同性恋者也纷纷表示，鲍伊在性别表达方面的非传统理念折射了同性恋群体在同社会限制抗争过程中的经历与艰辛，令同性恋者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在这种戏剧性的情感流露中，有些反映出了真实的鲍伊，他当之无愧。但我相信，其中部分情感可以用情绪传染效应来解释，在社交媒体这个庞大而混乱的世界中，这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当你打开脸书、推特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你很难不看到人们在分享图片、故事、名言和视频；很难不听到洛德、玛丽莲·曼森和保罗·麦卡特尼分享自己同这位温文尔雅的、堂吉诃德式的艺术家交往的感人故事。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图像和故事上，构建某种形式的群体情绪。

关于情绪会在群体中得到强化的理论并不新鲜。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声称，置身于一个群体之中，会导致“情绪夸大”。拥挤的体育场馆里的球迷、校园里的恶霸、抗议活动引发的骚乱，这些都是群体成员之间的情绪相互助推，从而产生了放大效应。

对人们单独或集体观看具有情绪刺激的材料的研究证实，集体观看会导致情绪强化。^[]在社会环境中，与社交圈的成员共同关注某一个事物，似乎会导致情绪更加强烈。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更加密切关注某一个情绪刺激因素，那么你也会这么做，而如果你更深入地关注情绪刺激因素的细节，并详细思考这个因素的作用，就会加强你的情绪反应。把这些行为放到网上意味着这些情绪放大效应可能会发生得更快，传播得更广。

一个名为“导火索”的数码艺术团体开发了一个名为“杏仁核”的艺术/数据类项目，非常好地印证了这一观察。^[]该组织的命名灵感来源于大脑内部一个杏仁核形状的组织。杏仁核对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具有高度适应和感知能力。该组织所做的事情就是分析推特上的帖子和标签，识别它们承载的情感内容，然后用根不同颜色的柱子表现分析结果。当鲍伊去世时，互联网上开始涌动一股哀悼浪潮，该组织的分析结果也沉浸在了一片悲伤之中，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它。该组织用视觉化技术展现群体情绪的循环，令人惊叹不已。

人类是具有同步性的动物，我们思考的内容很容易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还是通过网络渠道的传播，恐惧、爱和恨都是会传染的。

蜜蜂与人类：养蜂人的视角

我们家族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岁生日聚会”。年那天早上，我抽空前往马萨诸塞州西部采访一些蜂农。在新英格兰的月，天气非常好，阳光温暖和煦，但空气中夹杂着一丝寒意。周围山峦起伏，树木穿上了绚丽的黄色、红色或橙色的外衣。我们家族所谓的“岁生日聚会”，是一个家族仪式，命名灵感来源于魔戒远征队里面比尔博·巴金斯为了庆祝自己岁生日而举行的盛大聚会。虽然真正的巫师不会出现，但我们会举行一场庆祝活动，有盛大的宴会和烟火表演，还有蜂蜜酒，向那些出生在秋季的家庭成员表示庆贺。

我很确定蜜蜂没有假期，也不会举行集体仪式，但它们确实会开展合作行动，它们的行为模式构成了本书的核心隐喻。所以，在我们的秋季家庭仪式开始之前，我驱车前往一个色调令人感到非常温暖的养蜂场，和养蜂人丹·康伦聊一聊。

丹的院子很安静，一箱箱的蜜蜂洋溢着生命的气息。蜂房被漆成白色、粉红色、蓝色和栗色，一个叠一个，向远处铺展开来。养蜂场坐落在一个山谷里，视线所及皆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点缀着秋季特有的树叶。丹在房子的露台上面等着我，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幅狼对着月亮吼叫的图案。人们有时穿这样的T恤来表明超然世外的态度，而其实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穿着这种图案的衣服具有讽刺意味。然而，这种衣服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丹的生活态度。

作为一个养蜂人，丹的生活经历听起来非常美好，充满了创新和激情，但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稳定的元素——蜜蜂。他第一次爱上这种友好的昆虫是在他岁的时候，当时他正和当地业余养蜂的农民休·贝尔一起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先后从事过几个不同的职业，从巡回音乐家到高中的行政管理者，留下了一串蜂房的痕迹。他养的蜜蜂少时只有一两个蜂巢，多时可达一百个，蜂巢从来没有淡出过他的生活。丹的妈妈说：“丹唯一的坚持就是那些该死的蜜蜂！”

大约岁时，丹开始对他的行政工作失去兴趣。一到下午，工作就堆叠在一起，丹不再望着窗外梦想着退休生活，而是梦想着和他的蜜蜂在一起，想象着自己在温暖安静的户外照顾蜂房的情景。一个特别沉闷的下午，他对自己说：“丹，你瞧，你还很强壮，你还能干活，要么现在做，要么永远不做，不要等到岁再去做。”上帝保佑，他得到了妻子博妮塔的支持。当他回到家告诉妻子说要辞掉薪水和福利优厚的工作，去当一名全职养蜂人时，她对他不离不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夫妻俩可真是过了一段苦日子，他们甚至需要算计换一个炉子需要卖多少罐蜂蜜。但现在，他们还清了债务，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每年为当地的大学、企业和邻居生产大量的蜂蜜。

考虑到丹养蜂漫长的职业生涯、拥有成功的养蜂场，以及他对蜜蜂的养殖科学和产品经营的跨领域研究，要研究蜜蜂和人类的超社会性存在哪些相似及差异，向他取经似乎是完美的选择。

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时，丹很快指出，虽然他经常看到人们把蜜蜂视为社会性的完美模型，但他认为这远远不是事实。蜜蜂的行为的确具有社会性，但如果一只蜜蜂有脆弱的表现，就会出现另一番情景，而且它们的行为方式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

他说：“如果一只蜜蜂某天早上一瘸一拐地走出来，那么它的姐妹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欺负它，把它赶出蜂巢，因为它失败了。”

我笑了，丹也有点伤感地笑了。

但为了蜂巢的利益，蜜蜂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丹说：“春天最令人悲伤、最令人动情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蜜蜂的食物吃完了，它们的蜂群依然能保持良好秩序，因为它们宁愿同时死亡也不争抢。它们分享每一点食物，直到最后。”人类也能做出这种非凡的利他主义举动（比如，向陌生人捐献肾脏），但我们也对自主的个体生活怀有深深的期待，害怕在集体的海洋中失去自己的个性。

丹指出，蜜蜂数量众多，它们可以完成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蜂巢产出的蜂蜜，是大量蜜蜂数百万次采蜜的结果。蜜蜂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从饲喂幼虫到给蜂巢搞卫生，从修筑蜂巢到觅食，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如同人类从事教师、管道工或护工等工作一样，蜜蜂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分工与协作，这给蜜蜂创造了集体利益。没有任何人能够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分工能够节省个体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分工范围内努力奋进，并实现集体的繁荣。

想想过去一周的生活中，有多少次别人突然出现，以你不具备的技能帮你完成了工作呢？害虫清除服务者将房屋平台下恐怖的巢穴诊断为白头黄蜂，成功地清除了它；你当地的中学老师教你女儿如何做数学题（你自己已经忘记怎么做了）；一位机械修理师傅根据你的汽车发出的嘭嘭声诊断出问题并修好了它，使你免于在参加重要工作会议的半路上抛锚；你的医生从你身上取了少量物质，让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测，以确定你健康状况良好，能继续你的生活，而不是停止手头的一切活动去寻求治疗。所有这些人都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你的生活顺顺利利，而你也用自己的技能回馈社会。

丹指出，如同人类世界全球化一样，美国蜜蜂也类似一个全球化的大熔炉，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飞来飞去的蜜蜂汇集了地球上七个地方的七种蜜蜂。丹强调说：“最健康的蜂巢是最多样化的。它们是一个集体，但与人类一样，力量、技能的差异造就了适应性强、运转良好的集体。”

和人类一样，蜜蜂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沟通。丹认为，就灵活、多样和准确的沟通能力而言，仅次于人类的就是蜜蜂。他提醒我，蜂巢里很暗，所以蜜蜂不是依靠视觉，而主要依靠振动和信息素。比如，蜂王的脚上有个小垫子，可以释放蜂王信息素。无论它在蜂巢里走到哪里，都会留下这种化学信号。当蜂巢其他成员感觉到信号时，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人类的社交行为不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因为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释放到环境中的化学信号来影响社会行为。对于其他哺乳动物而言（比如老鼠），信息素在社交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人类缺少犁鼻器，这一器官中包含能够敏锐地感知外部化学信号刺激的神经元。但一些研究表明，在一起相处时间很久的女性，比如住在同一宿舍的女性，往往会出现月经周期接近的现象。还有一些人指出，女性更喜欢来自基因互补的男性身上T恤的味道。诸如此类的研究重新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人类的嗅觉系统中是否存在一些对信息素敏感的细胞，这些信息素可能主要是通过腋窝（腋窝的汗水）散发出来的。

心理学家贾斯珀·德格鲁特（Jasper de Groot）及其同事猜测，人际沟通和情感传染并非仅仅通过语言与视觉信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通过体味等化学信号，因为人类汗水通过空气传播的某些所谓化学信号能够催生下意识。当恐惧的“气味”在人群中扩散时，人们知道危险近在咫尺。当大家感到恶心时，就要警惕环境中是否有有毒化学物质。^[]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他们决定尽可能地采取一种克制和隐蔽的方式来做实验。他们从一个全是男性的受试样本中收集了汗液数据，因为他们觉得男性的体味更重。这些人腋下夹着棉垫，观看了一些令人感到恶心或恐怖的视频。研究人员收集了这些浸有汗水的棉垫，并储存了一天。接下来的一组受试都是女性，坐在一个气温可控、通风良好的实验室里，鼻子底下连接着一个鼻导管，导管连接着浸有这些男性汗液的棉垫。当这些女性呼吸的时候，研究人员测量了她们额头和鼻子下面的肌肉的紧张程度，还测量了她们嗅探的次数以及探测周围目标的能力。

如果你觉得这种测量情绪的方法有些奇怪，那么你并不孤单，因为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我们倾向于认为面部表情和社交有关。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测出你周围的人是否突然变得非常害怕，那么这种探索就比较有价值。因为当你开始环顾四周时，更有可能发现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那些恐惧的面部表情。但研究人类情感的许多科学家指出，我们也可能通过改变我们感官接收的信息数量而给我们带来益处。

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某个私密性较强的地方读这本书，不妨想象自己刚刚经过某个黑暗的角落时看到恐怖小丑潘尼怀斯（Pennywise）。你可能会做出一个非常恐惧的表情，然后观察发生了什么。当你做出恐惧表情时，几乎扩大了面部所有的感觉器官：睁大眼睛，鼻孔扩大，嘴巴张开，瞳孔扩张并吸收更多的光线。这样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的信息，看得更多，闻得更多，尝得更多。这样一来，如果附近存在什么可怕的东西，你就能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去做出判断。

你不妨做一个厌恶的表情。你闭上眼睛，皱起鼻子，甚至可能伸出舌头。这有助于感官将信息拒之门外。这也说得通。如果附近存在什么可能让你生病的污染物，你就能尽可能多地关闭这些污染物进入你身体的入口，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物对你的影响。

与此相类似，计算女性对汗垫吸气的次数和探测周围目标的能力，也是为了评估她们究竟是提高了感官的感知程度（如同恐惧表情带来的效应那样扩大鼻孔、放大瞳孔、加强嗅探，以便增强对外界信息的感知），还是削弱了感官的感知程度（如同厌恶表情带来的效应那样，缩小鼻孔、减少嗅探次数，以便减少对外界信息的感知）。

正如假设的那样，研究人员发现，当男性感到恐惧或厌恶时，其汗液的气味会让女性产生类似的情绪：闻到男性志愿者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汗液的女性会下意识地加重鼻息，扫视房间四周，以提高感官获取信息的能力；而当她们闻到令人恶心的气味时，则会皱鼻子，减少和有害气味的接触，以增强感官排斥接收信息的能力。这些研究发现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这并不是单纯的情感交流，女性事先并未准确地知道棉垫主人的情绪状态（比如，“哦，这个男人曾经经历了恐惧的事情！”），而是先闻到了一种情绪状态的证据，然后她们的体内竟然产生了同样的情绪状态，而她们自身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项研究是关于情绪的。这些发现印证了情绪不仅可以通过视觉、语言进行传播，而且可以通过气味下意识地实现传染。

这个研究小组多次重复了他们的基本发现，并将其扩展到其他环境中。比如，他们证明化学信号在促进情绪传染方面与视听感官信息（使用可怕的电影片段）的作用是相同的，而且如果将化学信号和视听感官信息结合在一起（比如，你在一个拥挤的电影院里看恐怖电影，大家都感到害怕，出了很多汗），那么由此带来的情绪传染效果要比单一途径带来的情绪传染效果更为强烈。^[]在另一项重复性扩展研究中，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闻到幸福之人的汗水，不仅会做出与幸福情绪一致的面部表情，还会催生一种更关注整体的注意力形式，即一种与感觉良好有关的认知状态。^[]

因此，也许蜜蜂并不是唯一使用信息素来分享情绪的动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蜜蜂和人类在行为和经验方面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者的很多复杂行为都是自动进行的。每个人都认为蜜蜂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本能和基因编码的自发行为，这些行为从蜜蜂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丹对我介绍说，当小蜜蜂一出生，它们马上就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动作：它们会立即开始清理蜂巢，腹部开始分泌蜂蜡，用下颚收集这些蜂蜡之后，开始建造自己的小格子。负责将花蜜酿成蜂蜜的内勤蜂在蜂巢入口处与外勤蜂见面时，会有一个短暂的接吻来转移汁液，这样内勤蜂就可以把汁液送到蜂巢的正确位置做进一步加工。外勤蜂还必须以太阳为基准确定方向。丹指着远处一片树林说：“一些外勤蜂在那里发现了一大丛花，它们会记住那辆卡车，那座绿色的小屋，以及当时的阳光强度……它们似乎有一种视觉记忆。对于所有这些事情，蜜蜂都知道怎么做，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我也觉得它们很了不起。

人们很容易误认为蜜蜂这些复杂的行为纯粹是由本能驱动的，认为蜜蜂不存在意识，也无法做出有意识的选择，人们很难想象这些小昆虫有哺乳动物那样高水平的意识。丹说：“嗯，姑且如此，但我们的行为不都是由本能引导的，对吧？”对这句话我深有同感。

我们在本章伊始考虑了人类行为中有多少是无意识的，是由本能和我们意识范畴之外的动机所决定的。这可能超出了我们之前的认知。所以，人类和蜜蜂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并不在于无意识的冲动是否驱动了很多行为（这种情况同时存在于蜜蜂和人类之中），而在于我们人类已经进化到能够理解这些冲动并采取措施来抑制其中一些冲动的程度。正如伊格曼以隐喻的方式指出，我们可以模仿尤利西斯，并将更冲动的自我锁在船的桅杆上，这样我们就不会听到塞壬^[]的召唤。

总而言之，人类具有“双重性”，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双重的运作模式，一个是个人主义，另一个是集体主义。当我们陶醉地跳舞时，当我们在足球场上与同伴一起为了进球而拼搏时，或我们与他人交谈时，我们的行为方式表明我们或许更像某个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单个的个体。我们的动作、表情、情绪以及大脑活动都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我们接下来很快就会看到大脑活动的情况，这并不奇怪，因为大脑的活动反映了我们的肢体运动、表情和情绪。

事实证明，这种蜂巢式的思维，并非你招集别人一起跳舞、唱歌或与共同的敌人战斗的时候发生的转瞬即逝的思维。

相反，这种思维是很多人针对现实情况形成的集体性、一致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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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通过化学信号进行情感交流和情感传染已经被贾斯珀·德格鲁特的实验室和其他人重复了几次，但在关于月经周期同步性的研究中仍有一些失败案例，许多研究人员仍然对这些化学信号的传递机制表示怀疑。究竟是哪些化学信号被释放出来？这些信号又是如何被检测出来的？在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生物学机制之前，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人类是否能够散发和探测信息素。

[] 塞壬，Siren，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居住在美丽的塞壬岛上，用迷人的歌声蛊惑过往的船员，使之宁愿投海也要寻觅它们，从而毁灭自己。在本书语境下，塞壬指的是容易诱使人们做出错误选择的下意识因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