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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我们接着说“吴门四家”余下的两家:陈淳与王宠。
一、陈淳
陈淳(),字道复,后以字行,更字复甫,号白阳山人。苏州大姚人。其祖父陈璚与吴宽为同年解元,官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与吴宽和沈周、王鏊等均为至交。其父陈钥则与文徵明相友善,故陈淳奉父命受业于文徵明。 陈淳从文徵明学后,“涵揉磨琢,器业日进,凡经学、古文、词章、书法、篆籀、画、诗,咸臻其妙,称入室弟子。”
正德十一年(),陈钥卒,陈淳哀毁过礼,性格大变。自此意尚玄虚,厌尘俗,不屑亲家人事。日惟焚香隐几,读书玩古,与高人胜士游于笔砚,从容文酒而已。
由于其放荡不羁,狎妓嗜酒,在性格和伦理道德上与严谨自律的文徵明不合,故两人情谊渐疏。三十六岁前后,他以诸生游太学,赴北京就读国子监,卒业,有欲荐其留秘阁者,固辞不就,执意归隐故里。陈淳回苏州时,又恰是文徵明赴北京任翰林待诏之时,此后文徵明与陈淳几无交往之迹。不过陈淳的一生,仍与文徵明二子文彭、文嘉及文氏其他弟子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然而正是性格之放任,使陈淳虽出于文氏,而不为师囿,中岁后书风为之一变。他的大写意花卉及山水画也自创新风,突破文氏门墙,与后来的徐渭并称“青藤白阳”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有《陈白阳集》传世。
了解陈淳师文与脱去文氏笼罩的转变,有助于认识陈淳书法发展的轨迹。如王世贞评云:
(道復)正书初从文氏,欲取风韵,遂成媚侧。行书出杨凝式、林藻,老笔纵横可赏,而结构多疏,亦南路之滥觞也。
据史料记载,陈淳在性格、行为上和文徵明发生隔阂后,绝去作细楷字,其书风发生变化并成熟以后的风格与文徵明拉大了距离,所以我们讨论陈淳书法,多隐去其早岁师文的风格,而专言其后者。
在陈淳的师承中,除去早年直接得力于文徵明一路外,还得力于杨凝式、李怀琳和林藻、米、蔡等。显然他能独出机杼,是因为敢于上追唐、宋,而不像文徵明的其他门人,步趋师法,不敢逾越。在他的学习范围中,李怀琳、杨凝式、米芾的“率意纵笔”当更接近自己的性格,这正是他草书豪放特征的来源。
陈淳传世作品草书《秋兴八首卷》《古诗十九百卷》《自书诗卷》(故宫博物院藏)《白阳山诗》(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均为其中晚期代表作。
在吴门书派中,他的草书虽于用笔上仍有文徵明的影响,但风格上则似更近于祝允明的奇纵。如果把文徵明的小楷与行书,因其精工入微而比之类于吴门画派中的细笔山水一路,则祝、陈的草书类于吴门画派的粗笔山水一路,可归大写意范畴,正是这两个侧面,将明代中期的整个书法推向了高潮。徐渭评谓:“道复花卉豪一世,草书飞动似之。”显然是将其纵逸的草书作大写意花卉来观照的。
对于陈淳的草书,世人评价甚高,莫是龙认为其“笔气纵横、天真烂漫,如骏马下坂,翔鸾舞空,较之米家父子,不知谁为后先矣”的。他甚至认为其书“圆润清媚,动合自然,无纤毫刻意做作,遂能成家。今吴中自祝京兆、王贡士(宠)二先生而下,辄首举徵君(陈淳),即文太史(徵明)当屈北面,非过论也。盖太史法度有馀而天趣不足,徵君笔趣骨力及元章(米芾)仅一尘隔耳”。
陈淳出徐渭之前,其时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尚未兴起,他书法的出现,一方面是其突破吴门派领袖祝、文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他自己追求文人散逸的情趣相关,他那种狂放的草书对于晚明浪漫书风的兴起,有着先导的作用。正因此,在吴中四家中,他占有重要的一席。
二、王宠
王宠(),初字覆仁,后改字履吉,号雅宜山人,颜其室为铁砚斋、采芝堂、御风亭等。苏州人。曾八次应试,然累试不第(吴门这几位都是屡试不第的落榜者),仅以邑诸生被贡入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太学生。世称“王贡士”、“王太学”。
他一生仕途失意,遂寄于湖光山色之中,“合醺赋诗,倚席而歌”,沉溺于诗、书、画中。天分很高,所涉诗、书、画造诣俱深。其诗宗建安诸子,染盛唐之风,文习司马迁、班固,深得笔致。画则善山水,本无画名,偶然兴到,随笔点染,深得黄公望、倪云林墨外之趣。
诸道中又以书法最为见长。
其学书刻苦专精,曾在石湖读书习字二十年,非探亲不进城,后诗、书名满吴门。艺术上的才能使“一时名士皆归之”。然王宠早逝,年仅四十便走完了人生之路。著有《雅宜山人集》。
王宠书法初师蔡羽,早年与其兄王守(履约)在苏州太湖洞庭山随蔡羽求学。蔡羽字九逵,号林屋山人,其时在苏州与文徵明齐名,工诗文,善书法。其正、行书犹为遒劲,常以秃笔取劲,姿尽骨全。“间临《兰亭》《十七帖》,人或从傍指摘其离者,其曰:‘不然,吾非临右军,吾乃教之’”。
哈哈,他是教王羲之书法啊!狂言如此,表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在王宠一生的书法实践中不能不看到他的影响。
青年时代的王宠,因蔡羽与文徵明等文士关系密切,而结识长其二十五岁的文徵明,文徵明奖掖后进,折辈与其相交,情在师友之间。他与文徵明之子文嘉,以及陈淳等三吴名士,亦过从甚密。
嘉靖五年()王宠于文嘉处借得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卷》,“临摹数过,留案上三阅月,几欲夺之,以义自止”。可窥其甚喜祝书,而受其影响。以后王宠与唐寅又结为亲家。在这样的氛围中,王宠的书法声望日隆,而成为吴门书派的主将之一。
王宠小楷,得力于锺太傅、二王、智永、初唐虞世南等诸家,颇有晋人韵味,三十多岁时作《五忆歌并序卷》《摹东方朔像赞卷》为其典型的小楷面貌,结字空灵,气息高古而典雅,得静逸之趣,与其“人品高旷”之性格颇为一致。在结字、用笔上都与视、文有异趣,因而有自家风格。
因人生际遇原因,王宠书法中有种矫矫不群的隐逸之气。他青年时代的行草多不连续,如天津博物馆所藏的《游包山集卷》,结字出自《阁帖》,书风旷适疏宕。晚年则一变书风,如重庆博物馆所藏《访王元肃虞山不值诗卷》、美国佛利尔博物馆所藏《荷花荡六绝句卷》,均为其晚年代表作,结字较前平易近人,用笔则大开大合,兼有宋人及明初宋克章草笔意,情感外拓,萧散跌宕,全无早年冷逸之气,宛若出自二人。
故王世贞认为:“(王宠)晚节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道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祝允明)价。”又评其卒前一月所作《白雀帖》云:“以二丈许桑皮纵笔满卷为赠,虽结法小疏,而天骨烂然,姿态横出,有威风干仞之势。”莫是龙也认为他“晚年行法,飘飘欲仙”。可见其晚年行书有较大的突破,并有变法倾向。
正因此,评者以为“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惜其英年早逝,未能使其书法艺术走向峰巅。
玉宠擅小楷与行、草书,涉猎范围大抵为明人书法之典型,他之所以能于吴门书派中超然出尘,重要的原因是学师而不囿于师,在面貌上与文、祝拉开了距离。他清新旷达的风格既表现了吴门书派特有的“士气”,又不染俗法、混同于一般。故其书法在吴门书派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王宠书法,王世贞有评:“文(徵明)以法胜,王(宠)以韵胜,不可以优劣等也”,突出了他的韵味,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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