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平衡，虚拟与现实的可逆反应

四维世界最奇妙的体验莫过于虚拟和现实的动态平衡，就像配平的化学方程式，虚化转化现实是一个可逆反应。现实能够虚拟化，虚拟亦可现实化，在数字世界里，一切随性灵动都沦为冥顽不灵。数字技术的成熟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虚拟化和高效化的同时，却让现实生活少了几分人情味儿。

一切随性灵动都沦为冥顽不灵

在年，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出版了其探讨现代性的名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书的标题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本意是讽刺朝生暮死的资本主义，批判其追逐利益的贪婪本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利益驱使而枉顾历史、习俗等社会传统，所以是不稳定社会。资本主义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种社会制度“欲壑难填”。此外，货币价值的浮动也是市场经济冲击实物商品的方式之一。伯曼由此在观察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性体现在聒噪、混乱的市场环境，一切确定性都升华为蒸汽，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足可立，无枝可栖。

从某种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四维生活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无疑也是数字技术革命的口号，如果把新自由主义比作熔炉，那数字媒体不啻于从熔炉中腾起的滚滚蒸汽。无形的数字媒体成了资本主义依存的新媒介，两者强强联合。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忘记分布于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由于不间断的高速运作而时刻受到过热威胁的服务器们，选择忽视它们，我们就剥去了数字生活中最资本主义的部分，剩下的就只有便捷和体面。虚拟化是数字化生活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从此无纸化办公成为可能，以前的人恐怕做梦都想不到，一柜子又一柜子的书能像现在这样存储进小小的电子阅读器里。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并且期望数字化技术对物质世界进行虚拟化，却没能充分预见它对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数字技术的成熟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虚拟化和高效化的同时，却让现实生活少了几分人情味儿。回到我在序言中提到过的度假，最近几次出游我都会选择短租的乡间小屋，而租赁交易完成的自动化程度总是让我惊叹不已。从预订房间到临走前替房东扒掉用过的床单，整个租住期间我不需要同任何人见面，甚至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话。房租“嗖”的一声就从我的虚拟钱包转到了别人的口袋里；唯独房屋本身，才在我入住的时候由触不可及的图片化身成实实在在的钢筋水泥。在一趟去外地的旅行中，我和当时的房东互通了几封轻松愉快的电子邮件，我们谈论正在下的那场大雪和房子里舒适的装修，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在火车上。直到要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才因为要确认退房的时间第一次给她发短信。她所有存在的证据，只不过是几个贴心的茶包，一瓶酒和一盒心形的草莓夹心白巧克力。我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普通的餐食，不会像《美女与野兽》里的餐具们那样为我的远道而来载歌载舞。

现如今已经没有谁在外出旅行时有机会从热心肠的老乡夫妇手里接过小木屋沉甸甸的铁钥匙了。走进预订的房间，你总能在房东特意预备的一杯牛奶旁找到一个活页夹，里面写着他给你的建议和提示。顺带提一下，放着牛奶的桌子上通常都铺着一块色块斑斓、毫无亲近感的桌布。在过去，除了有关乡间活动的建议之外，你能看到的东西还有：女主人宽阔、长满皱纹的额头，她围裙上因为打扫和做饭而沾染的污迹，刚睡醒伸着懒腰的猫咪，壁炉旁满满一筐的煤球。如果人们愿意牺牲一些交易中的现代化，他们就可以获得浓浓的世纪风俗风情作为部分补偿。

我并不是在暗示想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为代价，来满足我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幻想。相反，我很乐意看到生活在农村的女性有机会坐上英格兰中部铁路东线的火车，同时用智能手机远程遥控家里迎客的炉火，让其熊熊燃烧。如今的房东就像掌管房子的幽灵，我举这个“乡村魅影”的例子只是为了向你展示无形交易在数字技术普及的今天有多容易。互联网交易成为现实的重要前提其实是虚拟身份可以在任何地方实体化的能力，虚拟身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被追踪、被问责。

乡间小屋可不是交通便捷的旅游胜地，房东和我神不知鬼不觉的交流仰仗的都是互联网，是互联网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披上了隐形衣。数字技术出人意料之处并非它消解实体物质、创造虚拟现实的特质，这恰恰是它自诞生起就广为人知的核心卖点。四维世界最奇妙的体验莫过于虚拟和现实的动态平衡，就像配平的化学方程式，虚拟转化为现实是一个可逆反应，现实能够虚拟化，虚拟亦可现实化。在数字世界里，一切随性灵动都沦为冥顽不灵。

数字技术让现实生活显得冥顽不灵，导致这个结果的源头是它极大地简化了某些行为，如信息的分享、复述以及公共百科全书的创建，任谁也难以抗拒数字技术带来的这些便利，公众纷纷为数字化的主要目标背书，以分门别类的大数据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高屋建瓴的腔调谈论自己的生活，再鲜有人脚踏实地地对自己的遭遇就事论事，权威的光辉盖过了实践的真知。数字文化的通性是让人们把纷繁多样的现实生活划分成一种又一种类型，然后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分类术语相互交流。在我看来，四维时代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为成为优秀的分类学家而刻意练习。这股分类的狂热浪潮无疑会影响我们对原创性的感知，进而影响我们的个人风格。在四维空间里，我们应该怎么打扮自己呢？

校园生活离我已经很远，年幼时的我们还不知道数字技术为何物，现在想来，有一个在校园开放日举办的活动极像互联网世界的寓言。每年的月都是人们开始为拐杖糖慈善捐助活动出力的时节。贩卖拐杖糖的临时摊点通常设置在喷泉池边，一般而言，每个摊位的负责人都是年级较高的女生，在年幼的我眼中，她们的睿智和沉稳绝不输给无言的大山。在她们的管理下，摊位的成员们在自己的摊点附近紧锣密鼓地忙碌着。摊位负责人强势和庄严的气场甚至感染了临时租用的教室和随意摆放的折叠椅，让人对她所在的“指战办公室”肃然起敬，只有在捐款活动的午休时间你才能获得接近她的机会。花上美分你就可以为朋友买一根拐杖糖，或者一美元5根，同时附送的还有一小块纸，方便你写下祝福。附赠的纸非常粗糙厚实，触感就像干燥、洁净的手在票据上拂过，令人终生难忘。开放日的午餐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在午餐和最终离职卸任之间的下午时光，一波又一波的高年级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前往晚宴的所在地，准备在活动之后接受暌违已久的款待。

于是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如何决定晚宴就坐顺位的问题：觥筹交错的场合，谁当落座上位，谁又排在末尾。对那些中途辞职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坐到桌子的末尾，强颜欢笑地成为其他人的陪衬，撑起这个尊卑有序的排场。还有更不幸的，那些在慈善捐助活动中饱受社交和营销竞争压力的人，只能在老师们同情的目光中形单影只地落魄离场。我的销售记录马马虎虎，能帮我在晚宴上混到中流的位置。作为“中产阶级”，宴会在我眼中并没有那么喜庆，整个排场不过是一个包装华丽的皮囊，背后隐藏的赤裸裸的问题只有一个：“你配站在哪里？”好在活动结束也意味着新年将至，紧随而来的便是唱圣歌的习俗活动。按照传统，在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之际会有人撒出赞美诗集的散页，洋洋洒洒如同白雪，雨露均沾地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说不清诗集散页的花销是否由拐杖糖义卖活动的收入买单，但那铺满整个学校体育馆的纸屑的确是由义卖活动中的赢家和输家共同准备的，也在最后一首圣歌结束时公平地飘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值得庆幸的是，拐杖糖义卖活动中不讨喜的、量化个人社会成就和地位的规则并不是现实生活的主流。所有的荣耀和屈辱只爆发在那一顿晚餐的时间里，最后在晚上以官方发布的销售数据及自欺欺人的深明大义作为结束。与暗流涌动的校园政治和见不得人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拐杖糖义卖活动的虚伪意味远不及前两者。但是，社交媒体的设计让现代生活的每一天都恍如一场华丽的拐杖糖慈善捐款活动。社交媒体上的每一张图片，每一条状态、上载、评论，乃至评论下的评论，都透露着浓浓的教唆和同情意味。

不管是哪个社交平台，好友的意义都不啻于上衣口袋一般紧贴心脏，这一点对年轻人来说尤甚。网络上总是一番盛世欢愉，大爱无疆的景象，最典型的现象是随处可见的“点赞”和“打call”。从前心照不宣的人际互动在今天变得一目了然。抽象的社交互动被实体化了，衡量两人的社交关系与测量患者的骨密度似乎没什么两样。

拐杖糖义卖活动的寓言同样适用于更广义的互联网价值观，互联网高度组织化的内容让“随性浏览”变得几乎不可能。无论是点击、浏览还是转发，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任何动作都会不可避免地把虚拟事物量化和实体化。每一个冲浪的网民都是网页“数据分析”的组成部分。打比方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意中加入了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里我们把一个包裹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每传递一次，包裹就在人们手中变得更大一点，每传递一次，人们就在包裹的外面加上一层包装纸，而不是拆开原有的那层。于是，点击量大的巨无霸网站就逐渐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中流砥柱。

在虚拟世界里，体量是衡量影响力评分的指标。Klout公司是一家饱受争议的数据分析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是为个人或者商业团体计算“社会影响力得分”，还针对分数不高的客户定制提升得分的策略。Klout公司直言不讳地坦陈了自己对数字时代量化评价体系坚决拥护的态度，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互联网赐予人们全新美德，冥顽不灵的同党们是影响力、冲击力和统治力。什么是影响力？不过是“一场毁灭性的暴风”而已。

当年马克思看着现代化，目之所及，他看到本应减少人类体力劳动的工业技术反而让工人们苦不堪言，本应创造财富的手段却让社会饿殍遍野，经济衰退，人心惶惶，马克思意识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南辕北辙”。如果马克思生活在今天，毫无疑问，他会对如今的数字技术发表同样的感叹。如今的时代，虚拟世界的车辙沿着实体化和类别化的方向滚滚向前，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技术却成为让事物实体化的急先锋。

名词入侵，动词节节败退

眼下生活变得越来越脱离实体物质，也难怪经常会听到有人问：“这是真的吗？”也许你也经常说这样的话，在公开场合脱口而出很容易让你难堪，想必你也有过红着脸偷瞄四周看看别人是否在意的经历。仿佛一夜之间，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事出有因的非真即假，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客观事件。“把咖啡里的牛奶换成黄油棒，真的可以这样做吗？”“‘虚拟女友’成为现实”，这是《电讯报》某天头条的标题，当天的故事报道了当下人们在互联网上订阅在线陪伴服务的现象。存在论的泛滥也波及了特立独行的古怪行为：“一脚穿皮鞋，一脚穿跑鞋？太超现实了吧……”事物一旦实体化，就可以被人评头论足；模棱两可、存在感模糊的东西无法长期吸引人们的眼球。

重复千遍是三人成虎的不二法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重复作为数字化技术的拿手好戏不可小觑——病毒营销的核心就是借助互联网对受众不断重复和洗脑。不仅如此，对事物“真假”的认定不过是文字游戏，它的本质是认同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他们的大合唱。每当我们提到某事某物，我们暗指的其实是背后参与和认同的公众。人众则师出有名，人众则开荒成路，只要足够多的人重复足够多的次数，语法也会发生变迁，动词的领地正在受到名词的蚕食。

动词的节节败退叫人扼腕叹息，因为在曾经的三维世界里，名词一直是动词的手下败将。时光流转，CD、DVD、信封、外卖宣传单、地图册和袖珍版字典等都蒙上了时代的风尘，渐渐被人遗忘，我们开始环顾四周，寻找旧时代眼泪的替代品来填充空缺。科学家在几个世纪前就提出物质只能改变分布的位置，而无法被毁灭，与质量守恒定律类似，现实世界这些实体产品的虚拟化势必将伴随虚拟世界概念的实体化，后者就是我所说的名词入侵。千言万语胜不过实际的例子，你看了就会明白，这种趋势至少从年起就露出了苗头：

When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on the bus at 6: on a drizzly evening presses a finger to their left nostril and blows a torrent of snot to the floor, barely missing the rims of the red-stitched Doc Martens that your ex got you when you had your wisdom teeth out. That.

英语专业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这句话的问题，虽然句子里有许多动词，但没有一个是实义动词。这个句子里的动词全都是主语而不是谓语。我很擅长捏造这种成分不全的句子自娱自乐，因而对它们也格外敏感。不过我只是自己使些小坏而已，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中风靡的东西能够模糊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界线，能够让特例看起来犹如平常，能够把个人某时某刻的某个遭遇变成其他人普遍的经历。这就是支撑新技术的脊骨。社交媒体是各式各样反语的孵化器，有的反语妙趣横生，有的则味同嚼蜡、欲擒故纵，那种表面谦虚低调，实则意在炫耀的暧昧态度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超级名词的出现如同互联网生活的缩影，它们不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严重人为设计与引导的产物。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私人特制的，一切都早有类别的归属。这么说来，它们就像宜家理念的夸张版本，作家劳伦·柯林斯（Lauren Collins）曾把宜家理念概括为，把你的厨房想成一个“活的房间”。这种想法依然略显做作（虽然远没有欲擒故纵那样让人作呕），试想，谁会愿意把一款宜家的书柜当成自家的传家宝。即便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上面那段话中把鼻涕擤到马丁靴上的那个人，也会在这种拿个人经历代表普遍现象的思维模式面前相形见绌。这是对蜂巢思维的有力驳斥，如果人人类似、事事相通，那特殊和普遍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分门别类的热潮由信息数字化而起，人们沉迷于对信息进行分类、组合与排序，偏执地急红了眼。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情有可原——不加区分和归类的数据纷乱如麻，对我们没有一点价值。Twitter的话题分类功能非常实用，它能给用户发表的推文编排出主次先后以及方便搜索的主题，用户探讨和搜索率高的主题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热门”话题。但是这个功能也逃不出互联网式的反语矛盾：出彩的一系列推文需要一个同样出彩的主题作陪衬，但是各有千秋的点睛之笔却让同一个主题下的推文需要各自独特的标签：

Dore flipped a bin and trapped herself under it. Once freed she laid an egg on the deck, then kicked said egg under the rail to meet its and several meters below #doofushen.（朵拉碰翻垃圾桶，罩住自己跑不开。好不容易探出头，撅起屁股生个蛋。鸡蛋滚下铁轨去，朵拉嗤嗤笑开怀。#逗你玩系列）

换句话说，互联网让一切事物褪去本来的样子，然后换上特意为它们准备的新装。话题分类功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要对明明不可一概而论的数据进行分门别类。

名词入侵的现象在美式情景剧中大行其道，通常的形式是剧中的角色们套用电影的片名引发笑料。在这些剧里，名词又开始大发神威，而且它们往往会把迂腐老派的动词从一句话中彻底踢出去。和动名词的概念相反，不是动词名词化，而是名词开始逐渐动词化。比如，在电视剧《明迪烦事多》（The Mindy Project）的某一集里，刚从手术全麻中逐渐恢复神智的明迪发现在她昏睡期间，打工仔摩根到床边亲了她好几次：“我都‘白雪公主’（Snow White-ing）你一个小时啦，你怎么才醒。”还有一次，明迪评价现在网上的身份欺诈时说：“早在《鲶鱼》（Catfish）上映以前我就被‘鲶鱼’（Catfish）过了。”

《大城小妞》（Broad City）中的艾比惊魂未定地对突然在她照镜子时跳出来的死党伊兰娜喊道：“你别这么‘黑天鹅’（Black Swan）我！”丽兹·雷蒙（Liz Lemon）在《我为喜剧狂》（ Rock）的“高中同学会”那一集中，险些被旧日同窗用一罐红油漆“魔女嘉莉”（Carrie）⁽⁾。而如果你是在大城市漂泊无定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紧巴巴，舒适的大房子早已成为童年老家的遥远回忆，那么当一个富甲一方又身染重病、命不久矣的女继承人从天而降时，你们会考虑“鸽之翼”（Wings of the Dove）⁽⁾她吗？

名词入侵的情况正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愈演愈烈，通常的套路是用标志性的电影名称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可真是‘热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又或者：“纯白的女式衬衣？非常‘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在这两句话里，名词又变成了形容词。可能名词作为形容词的用法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毕竟与动词不同，名词和形容词本身的表意都与运动无关。从理论上说，只要后世不忘前人的荣光，历史越悠久的社会就越有可能出现这种词性替代的现象，语言发展中非动词的应用和占比只会越来越多。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无法拿米老鼠来打比方，形容他人年轻也不会说“你真彼得·潘”。可想而知，世纪的我们能打的比方肯定也比不上如今的我们，别的不说，至少新千禧年前的我们都没有看过《英国偶像》，也不知道由它所引申出的亚文化名词。不仅如此，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共享和调配能力让我们乐此不疲。我们向数字技术文化中投入的关注度越多，我们能从虚拟世界中拿来为己所用的东西也就越多。

狂热的标签化和分类文化让名词的势力空前高涨。日常口语中引经据典式的对话将成为主流，不及物动词或许是动词家族幸存的遗孤。总有一天，你不用再说“今天我搭上了一辆巴士，去商店给我出轨的情人买了件礼物，没想到带回家之后事情败露，现在我感觉很糟糕”，你只要说“今天我为一直以来为我忍辱负重的婚外情人‘真爱至上’（Love Actually）了一把”就可以了。无论过去用于描述多么热闹欢腾的动作，多么具有仪式感场面的动词，都有可能屈服在名词类比的淫威之下。“爱要靠行动”（Love is a verb），大举进攻乐队（Massive Attack）⁽⁾曾经这么唱道，可是“真爱至上”甚至连个动词都算不上。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的趋势让未来的语言诗意感蓬勃，实时跟进和活学活用的文化意象让语言总是充满生机活力。在你抱怨婚外情东窗事发的时候，你的听众不会真的觉得你是在和他们聊商业区的超市，看过《真爱至上》的人都会联想到艾玛·汤普逊（Emma Thompson）扮演的妻子躲进房间里心碎啜泣的情景，想到她笨拙地佯装抚平床单，粉饰太平。只要只言片语就可以使别人淹没在浩瀚的感情汪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习惯表面化的生活，生活的本来面目隐藏在表象之下，追本溯源起来，被我们奉为经典和惯例的事物都只不过是从前开天辟地的余音回响。

在过去，对事物分类的偏执曾被认为是因为社会快速变迁而引发的焦虑。世纪的巴黎被称为“世界之都”，大都会式的生活方式初具雏形，当时巴黎市流行一种被称为《生理学》的出版物，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报纸。这种口袋大小的册子上印着有关普通人日常生活场景的漫画，诙谐幽默，很接地气。在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见人们立下的牌匾，用以纪念园区里绝迹的野鸭，《生理学》就像这种牌匾的巴黎都市版。它们号称自己是巴黎城市通，精于八卦诗人们的穿着和习惯，社交名媛们的隐私，游手好闲的上流社会以及穷困潦倒的乡巴佬，可谓包罗万象。在《生理学中的生理学》《The Physiology of Physiologies》一书中作者这样写道：“多亏了这些集科学与智慧于一身的小册子，人种才得以被更好地细分，才能比其他物种更详细地进行型和亚型的分类。”

巴尔扎克对这种“详细分型”有话要说。在年出版的《职工生理学》（Physiology of the Employee）里，巴尔扎克把巴黎市内五花八门的工种——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出现的，形容为人类在效仿“植物界和动物界，然后是软体动物和蜜蜂”式的分类体系。巴尔扎克在书中直言不讳：“大巴黎的居民是为活而工作的人，小巴黎的居民不过是为工作而活的机器。”⁽⁾詹姆斯·卢梭（James Rousseau）在自己主编的《生理学》里把女门房描述为一类“心思难以捉摸，可以让你身处天堂，也可以让你堕入地狱”的人，如今她们已经被一本活页夹和一袋心形巧克力取代。无论看起来有多讽刺，但事实是仅仅凭借在陌生的海洋里添加几滴存在主义的确定性，这些画在小册子上的漫画就在当时红遍了整个巴黎。

《生理学》的精神一直以我们口中评价别人的“性格特征”的形式被保留到今天，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行为甚至超越了仅仅贴标签的范畴。时至今日，谈论不同职业的人似乎已经不算是什么忌讳了，因为显然如今我们对各行各业都颇为了解。今天，我们变得不喜欢用“债权人”“美食家”“女店员”这样的职业分型称呼别人了，互联网世界里的分型简单而粗暴，我们给别人的万能标签叫“那种女孩”。我们对这个连头衔都算不上的称呼退避三舍，使用它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与之划清界限，明哲保身。“我可不想变成那个哥们儿那样”，或者“我预定的是不含麸质的航空餐，本来想向他们投诉，但是转念一想，那样会让别人以为我是那种女孩，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年，乡村音乐歌手詹妮弗·内特尔斯（Jennifer Nettles）在歌里唱到了这个现象。“即便他将成为那种男孩，我也不想变成那种女孩”，歌词的大意是一个女孩的自白，讲述了闺蜜的男友把她带到一条无人的小径，企图和她发生一些暧昧的接触。内特尔斯给这首单曲，以及后来发布的一张专辑都取名为《那种女孩》（That Girl），而在千年虫危机爆发的世纪年代和新世纪的头几年，她为作品取名的风格还是类似于《哈利路亚》（Hallelujah）、《爱入骨髓》（Story of Your Bones）这样的实指风格。如果不是影响广泛的互联网文化，实在很难想象这个虚指的“那种女孩”到底是哪种女孩。“那种女孩”就像一个互联网供应商们玩弄的诡计，它让我们误以为我们所指的是同一种人，让我们误以为别人所说的对象和我们想的一样。互联网上虚指的对象甚至可能经不起现实的推敲，与我们自己也未必多相似，然而作为互联网的副作用，人云亦云的舆论环境往往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就把这些照单全收。

贾斯汀·廷伯莱克（Justin Timberlake）在年发布的第一首歌也叫《那个女孩》（That Girl），不过他选择这个歌名的用意非常传统，同样只是以“That Girl”的字面意思为歌曲命名的歌手还有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他在年发布了歌曲《那个女孩》（That Girl）。这两首情歌想要表达的全部情感是对女孩的依恋，他们痴迷于女孩鲜明的个性，喜欢她的独一无二，她的不落俗套。旺德选择晓之以理：“我假装不在乎，你却熟视无睹，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而廷伯莱克选择动之以情：“不用彷徨，我知道爱就在前方。但是我怕我，穿不过思念的海洋。”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因为廷伯莱克和旺德正在变成“那种男孩”？我只想对他们追求的姑娘说：“跑啊！罗拉，快跑啊！”⁽⁾

每一个以“那种”打头的分类都能引得人们发出一声心照不宣、厌弃世故的叹息，和其他新鲜事物一样，最常把这些挂在嘴边的也是年轻人。“那种美女”或者“那种帅哥”光鲜亮丽、郎才女貌，即便与你无关，你也会不禁为“那种”恋情的消亡而唉声叹气，类似的情形正是年轻一代风靡的、所谓“看穿一切”的论调。当世界上充满“我早就知道”，也就再难有什么能让人感到惊喜的东西了。世纪出现的这种全新的语言风格与自暴自弃的丧文化关系密切，由此，它也可以被称为“泄气俚语”。

神奇的地方在于，日常用语里模棱两可的名词小记反映出，如今世界在我们眼中犹如井底的青蛙仰望的那一角天空。类似的名词和文化符号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要稍微比划一个手势就能表达出丰富的含义。“那种女孩／男孩”式的符合性称谓同时也在暗示，我们总是处于身份定位的焦虑感中。马有失蹄，人有失言，如果一犯错误就被认定是“某种人”，你要如何放心大胆地保持真我？

从这种角度来说，新兴出现的互联网信誉市场着实把我们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互联网对网民真实身份的要求越来越高，它希望通过我们的社交关系和过往经历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固定我们；而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与信誉有关的身份认定，用户的个人特性却成了被献祭的牺牲品。在追崇个性类崇拜的世界里犹如高空行走，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那种女孩／男孩”的无底深渊，被人贴上平庸和毫无魅力的标签。互联网就像一家专门售卖平淡无奇之物的连锁商店，它没有卖点，甚至连商标都没有。

拿什么拯救原创？

亚当算是第一个伟大的命名者：“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取了名。”所以亚当可谓人类分类学的开山鼻祖，而据可靠的科学报告称，作为亚当子孙的我们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物种数量急剧减少，也难怪我们抛弃了老祖宗的行当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物。地球上的物种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销声匿迹，而无事可做的我们只能煞费苦心地研究和归档新千禧年后喷涌而出的文化符号，想想实在令人唏嘘。如我们所见，名词入侵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甚至可能误伤敢为人先者的热情，挫败冒险者的探险精神。没有动词的世界只能止步不前。

命名的过程当然可以让我们享受发挥才智的快感，但亚当的故事还有一层隐含的寓意：给事物命名只能算是二线的艺术创作。如果没有上帝创造的花虫鸟兽，自然也就没有亚当施展拳脚的余地了。换句话说，真正的创造性应当归功于伟大的原创者们。与之相对，通透明了、一尘不染的极乐世界对富有创意的人来说反倒像撒旦的地狱。在你为亚当惋惜之前，不要忘记至少他面对的是一整个未知的、万物皆无名无姓的宇宙，他可以终其一生沉浸在发现和命名的快乐中。而在四维的现代社会，我们几乎穷尽了所有可以命名的事物，甚至开始对动词痛下杀手。不仅如此，给事物命名对亚当来说就像一场游戏，而如今的我们却在游戏里棋逢对手，这个游戏人满为患，人人都是分类学家，人人手里都挥舞着分类用的卡片纸，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互联网世界在造就分类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原创性的问题。可以想见，特定年代和时期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符号与品味，也就是所谓的思维习惯。也许说数字技术毫无创新性显得过于苛责。恰恰相反，日本最近推出了一款能够读取人类情绪的机器人，名叫“胡椒”（Pepper），这无疑像是给遭受寂寞阵痛的现代社会及时送来了一盒止痛药。善待创新而厌弃原创，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奇怪的现状。

作为这种自相矛盾的缩影，谷歌汽车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谷歌汽车的蓝图前景宏大异常，它从出生伊始就带着集创新之大成的光环，几乎容不得任何唱反调的闲言碎语。网络上早在谷歌向公众正式宣布汽车计划前数年就已经有了相关传闻。在年，谷歌公布了“自动驾驶”原型车，公众一片哗然，毕竟“自动驾驶”汽车听上去可比“自动清洁”烤箱要高级得多。在汽车有了“自我”之后，许多评论家忙着鸡蛋里挑骨头，很多偏见的矛头直指谷歌汽车小巧幼稚的外观设计，他们批评说与普通汽车相比谷歌汽车就像一个玩具盒子，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只是希望那些义愤填膺的评论家不要忘记，以牺牲外观换来的自动驾驶功能每年可以拯救成百上千条生命。

自动驾驶汽车让我们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家人在路上的安危，不过这份安心的代价是怀念，很多人担心将来我们无法再享受手动驾驶的乐趣，不能再摆脱卫星定位的追踪，担心自由自在的驾驶体验即将作古。我们还能在历史的后视镜里瞥见世纪年代的美好光景——中央公园咖啡馆的疯癫日常⁽⁾，桌上摆的那一大瓶水果国度⁽⁾和两个胖胖的女人⁽⁾，世纪最后的年简直是现代人怀旧朝圣的圣地。而谷歌汽车似乎想载着我们远远甩开后面的世纪年代，那个在互联网完全普及之前最后一个保留了些许纯真的浪漫年代。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谷歌汽车的公布反而让人们集体陷入了对那段机车岁月的怀旧之中。试问除了塞尔玛和路易斯⁽⁾，有谁还能比她们对谷歌保证行车安全的发明更深恶痛绝？

年3月日，伊丽莎白·伦泽蒂（Elizabeth Renzetti）为《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写了一篇探讨谷歌汽车的专稿。她在开篇这样写道：

我很好奇，如果把时间重新设定在不远的未来，《末路狂花》这部电影会是什么样子。塞尔玛和路易斯坐在她们的车里，车头面对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悬崖峭壁，周围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她们要从无尽的刑期和自由的解脱里二选一。塞尔玛看向坐在身边的路易斯，说了一句：“开车吧。”

“我开不了。”路易斯说。

“你开不了是什么意思？”

“这车没有油门，连方向盘都没有。”

几个星期之后，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凯文·梅尼（Kevin Maney）对谷歌汽车作出了如下评价：

想象《末路狂花》重拍的那一天，时间定在公元年。电影的高潮部分，两个女人坐在一辆敞篷车里，面前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万丈深渊，后面是正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警察。

路易斯看了一眼车的仪表盘说道：“谷歌汽车——前进！”

车子一动不动。警察们更近了。汽车的音响里传出一个语调欢快、亲切的合成电子音：“很抱歉，前方危险，禁止前进。”

“去你的自动驾驶汽车！”塞尔玛边咆哮着边拔出左轮手枪，把汽车的仪表盘打了个稀巴烂。

直到那年的7月初，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拿《末路狂花》来调侃谷歌汽车。《纽约时报》的迪莉娅·埃夫龙（Delia Ephron）提出了类似的质询：“假设塞尔玛和路易斯在逃亡路上开了一辆谷歌汽车，路易斯没有握方向盘，因为根本就没有方向盘，没有福特雷鸟，没有敞篷车，没有……算了，还是别想了，太伤人了。”

通常把这些作者像这样摆在一起列举是不礼貌的，如果你觉得我是故意为之，那是因为当我第一次听说谷歌汽车时，过往的经历和浅薄的才智就让我在脑海里划下了一道刻痕。如果我把这道刻痕写下来，那么它大概是这么说的：“谷歌汽车对《末路狂花》。”如果你不相信，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之所以能够列出那么多写过“假设《末路狂花》如何如何”的记者，正是因为我特意在谷歌上搜索了“《末路狂花》与谷歌汽车”这条关键词。在我非正式的监控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伊丽莎白·伦泽蒂，当然她对我的暗中观察并不知情，她在文章里写道：“当谷歌在这周公开它的自动驾驶汽车时，我相信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人会联想到那两朵亡命天涯的末路玫瑰。”

在今天，搜索引擎能够方便地网罗所有发表过相似观点的作者，伦泽蒂的谦辞是互联网时代标准的避嫌手段。在这方面，谷歌的做派也颇为相似，自动驾驶技术旨在驯服狂野的机动车交通，如此野心勃勃的蓝图却被谷歌包装得颇有学究风范。如今，电子地图已经覆盖了大街小巷，汽车认路的本领已经超越了手握方向盘的人类，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分类搜索引擎可以告诉你一切，但是综合起来只有一条：你的想法已经有人想过了。

阿兰·本奈特（Alan Bennett）在撰写电影《历史系男生》（The History Boys）的剧本时，借角色赫克特向学生们授课的机会说道：

阅读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当你发现作者写的东西，正好与你曾经的思考不谋而合，无论是奇思妙想、肺腑之言，还是真知灼见。每每这种时候，你就像和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坐在一起。他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你却可以感受到有人握住双手的温暖。

所谓天涯何处觅知音，共鸣的喜悦远远超过争夺原创性的得失心。“到底谁是原创者”的自我意识过剩在这里显得异常突兀。不论年代，不论距离，读者在孤独的阅读中凭借对观点的认同与另一个人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尽管如此，本奈特理想化的观点只描述了读者视角的感受，对作者而言，写书的过程几近午夜噩梦。读者在书中寻找共鸣是非自主性的，他们往往对阅读的内容没有预期，没有防备，坐享他人布置的盛宴；而作者则需要频繁地借助搜索引擎在网上搜寻素材，在落笔之前要一丝不苟地把摘录的材料咬碎嚼烂。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绝不是对等的镜像，如果一位作者灵光乍现，在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句阐述自己“独特思考”的句子，结果却被另一位作者捷足先登，抢先发表了出来，我想前者肯定感受不到“有人握住双手的温暖”。尽管谷歌对作家们搜索素材有着无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却也常常在不断破灭他们对自身“独特性”认知的情况下，成为打击士气的发动机。著作权侵害是写作这个行当长久以来让作家们惴惴不安的风险因素，现如今谷歌加剧了作家们的焦虑，他们唯恐自己搜索的东西在谷歌上已经广为人知。

如果只是传统写作行业的从业者面临互联网原创性问题的困扰，那么绝大多数普通人说不定尚且能够容忍。不过很不幸，如果作家的定义是写下的文字可以被他人阅读——哪怕是数百或者数千人，那么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每一个人都多少扮演着作家的角色。我们写的词句在公众面前有了史无前例的曝光度，既然如此，如何让沿着光缆飞出屋子的文字显得出彩就成了每天困扰人们的烦恼。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出某些赞美里的言不由衷，比如社交媒体上人们互相之间每年一次的生日祝福。

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句平淡无奇、千篇一律的“生日快乐”是不可容忍的罪过。虽然祝福者很可能是出于真心诚意，但当它被淹没在同样真心和毫无雕饰的数十甚至数百个“生日快乐”中之后，就变得格外面目可憎。社交媒体上重复千遍的美好祝福如今生硬得几乎可以拿来当反话用。第遍“生日快乐”还和第一遍的时候那样真诚吗？或者说前面长长的遍重复本身就是一种嘲讽吗？我们在写祝福语的时候面对的压力和艺术家创作时的压力是一样的：如何才能不落俗套。

词汇的变体是有限的，迫于创造新意的需要，“生日快乐”把自己逼上了一条词义衰退的绝路：“快乐快乐！”（Happy Happy!）、“森日快乐！”（Happy Buffday!）、“僧日怪乐！”（Appy Burpday!）、“剩日快乐！”（Hoppy Bidet!）、“破蛋”Happy!（Hippo Birdie!）——经典的贝克特式⁽⁾风格。按照这个趋势，生日祝福语从“生日快乐”最终演变成“送人可乐”不过是时间问题，倘若那一天果真到来，恐怕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摒弃生日祝福的社交传统了。至于在壁炉台子上一张张摆开自己收到的生日贺卡这种泛黄的画面大概只能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曾在好友玛丽临产时给她发过一封电报，内容是“我们都知道你要有孩子了”。在以前，好友至亲只会在祝福和安慰的时候对我们说一些陈词滥调，但是至少他们不会像今天千千万万个“多萝西·帕克”那样在个人主页上广而告之。眼下，仿佛有人在壁炉台子上撒了一把魔尘，生日贺卡们活了过来，蹦蹦跳跳地想看看各自身体里写了什么内容。大体上说来，这种在互联网上自我意识过剩的行为非常不利于人们理性地看待和处理生活中的现实事件。

在社交媒体的拳台上，紧随潮流当然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得时髦有趣，但它并不是拳击赛中确保胜利的法宝，它有自己的天敌。套路化的交流模式在面对原创性要求时，只能丢出白浴巾⁽⁾俯首称臣。与形式百花齐放但意义日渐稀释的“生日快乐”正好相反，一款名为“Yo”的APP却用仅有的一声“Yo”（呦）就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说来有趣，这款APP上线成名的那天正好是当年的愚人节。设计这款APP的起因源于一个公司的老总给手下程序员布置的小任务，老总希望员工为他开发一个软件，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把自己的秘书叫到办公室。多亏了后来进场的万美元融资，当时那个只代表“老板叫你”的单音节信号如今已然具备了极其丰富的含义。

好友之间可以用短信或者语音的形式互相发“呦”，意义的丰富程度连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都自愧不如。你也可以在其他包含该软件功能的平台上使用它，那样一来，你收到的“呦”就因为平台的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呦”可能代表你支持的球队破门得分，剧院还有最后一张余票，或者锅里煮的新加坡香辣面该捞了。Yo软件可以看作是反类型化潮流萌芽的信号，它代表了一种其貌不扬，但内有乾坤的文化。Yo在越来越考验用户文学素养的今天给大家留出了一丝喘息的空间，它缓解了互联网的创意危机。虽然Yo的流行和风靡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数字化技术注定深度影响日常生活的未来，它的反主流精神会一直与我们相伴。Yo不会挖空心思地追问“再来点什么”；如果生活犹如一个柠檬，它就无忧无虑地拿生活榨柠檬汁喝。向有限的审美可能性无尽地讨要创意并非长久之计，Yo的策略或许值得参考。

“下一站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隐含了些许生态学的意味。生活在世纪的爱尔兰画家帕特里克·柯林斯（Patrick Collins）曾经用山野的风光景致来形容艺术的原创性。柯林斯认为，凯尔特人的想象力就像“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他对爱尔兰艺术的评价是“清澈见底的山涧溪流”。那一抹照在爱尔兰某条上古冰川上的圣光从来不曾受过莫奈或塞尚的染指。从柯林斯的描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爱尔兰艺术保有贞洁的欣慰，以及艺术家不可避免的领域意识。如此说来，艺术的创新不啻于另寻一块未被过度耕种的良田，因为人满为患的贫瘠之地除了一排排的陈词滥调之外，什么也种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在岸边支起画架的艺术家总是会把自己的倒影投到“清澈见底的山涧溪流”中，如果我们认同柯林斯的比喻，也就默认了创新活动会在小溪流过的地方搅起浑浊的污泥。

“普通”才是“特别”

艾弗拉姆·戴维森（Avram Davidson）是一名擅长创作奇幻小说的美国作家，个人风格鲜明，他也曾在作品中用地域生态类比文化的发展过程。年，戴维森发表了短篇故事《尼罗河之源》（The Sources of the Nile），讲述了一个纽约记者发现当时美国时尚界的最新潮流全可以追溯到一户在战后搬到布朗克斯区的家庭。他随即前往拜访姓本森的这一家人，在他们的房子里，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家人在泰然自若间展示出的前卫时尚：男主人留着“汤碗式”的发型；女主人的缠头巾用西印度式的格子布裁制，她的裙子仿佛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童话书里拿出来的，趾甲上涂着星星的美甲，时髦靓丽；他们的儿子穿着敞胸的上衣和牛仔短裤，踩着一双平底运动鞋。“他们的打扮看起来绝非刻意，却意外考究，”戴维森写道，“这一家人显然能够预见时尚流行的趋势。”

本森一家人的亮相的确让人感到他们很有派头，但情势随后急转直下。拜访他们的记者有幸受托采访并记录他们的装束风格，又是命名又是分类，搅乱了其原先的精致和完美。在依靠最初报道“汤碗式”发型而名声大噪之后，记者又再次造访布朗克斯区想要获得更多的素材，但是他却发现“房子已经空了，不仅主人搬走了，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壁纸。”销声匿迹是对付过度开垦的手段之一。当世界人满为患、拥挤到令人窒息时，唯一还能放下的东西就是没有东西。故事里的记者对本森一家的不告而别百思不得其解，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他们去了哪里。也许本森一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也许他们就默默地生活在布鲁克林区的市中心，也有可能……在繁华的皇后区，在这片红砖黄瓦铺成的水泥森林里安然度日”。

鉴于戴维森的知名度早已大不如前，我们可以推测《冰火两重天》（Hot and Cool）杂志的联合创始人爱丽丝·戈达德（Alice Goddard）并非在刻意效仿和致敬这篇出版年之后几乎已经无人问津的短篇故事。戈达德在年发表了一组专题摄影，颇有戴维森故事余音回响的韵味。利用谷歌地图的街景功能，戈达德像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俯瞰了某个美国小镇，她在那里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尼罗河之源”。谷歌的街景摄像车在那个小镇上并没有刻意捕捉什么细节的镜头，无非就是小镇居民各自忙碌奔波的场景，引起戈达德注意的不是照片的风物背景，而是居民们的穿着。

专题摄影展示的不过是每个小镇生活都有的普通面貌，比如一个面目模糊、难以区分性别的老年人，他的休闲裤提到了腋窝下面，两尾长长的灰色衣摆拖在背后，腰上挂着一个天蓝色的腰包，脚上穿的是尼龙搭扣的白色跑鞋。还有一系列照片展示的是有人把衬衫塞进肥大的牛仔裤里后，在外面留出了波涛般的衣褶，一个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一件偏大的运动罩衫，另一个男人穿着一件耐克牌T恤和运动短裤。总体来说，照片里的居民们在着装搭配和尺寸选择方面显得呆板生硬，可想而知，在戈达德眼中他们的选择与追求时尚完全背道而驰。

小镇居民就像遭遇数字时代残骸的本森一家人一样，戈达德透过谷歌街景的镜头，在美国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发现了他们，他们远在天边，又的确近在眼前。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看到的都是生活在城郊地区、常人难以理解的时尚隐士，但是世纪年代和当代的潮流大师之间有非常重要且显而易见的区别：在戴维森的故事里，那天赋异禀的一家人对时尚潮流富有洞见，却对自己的才能毫不自知。现如今，戈达德发现小镇居民对时尚一窍不通，这一点本身就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洞见了。虽然原创的优秀事物历来晦涩难懂，但就戴维森的故事来说，至少它们还是存在的，只是不知道在哪里而已。

戈达德非常享受谷歌街景功能带来的便利性和隐蔽性，因为她的拍摄对象对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电脑里这件事一无所知。在纽约市，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的名号家喻户晓，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用镜头记录纽约的街头时尚，《时尚》杂志的编辑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曾经评价说：“纽约市的每位居民都是在为坎宁安精心打扮自己。”但是在戈达德发现的那个美国小镇上，居民们可不是在为坎宁安打扮，而是在为商店穿衣打扮。与本森家引领时尚未来的毒辣眼光不同，小镇居民们只能被眼前的时尚牵着鼻子走。他们对主流时尚表现出彻头彻尾的顶礼膜拜，这种顺从的结果是他们也许可以进入“前卫”的范畴。

如果说《尼罗河之源》讽刺了大都市时尚的源头竟然位于鸟不拉屎的偏远郊区，那么《冰火两重天》专题摄影展让人玩味的地方就在于，如今展示毫无时尚美感本身却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新时尚。墨守成规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方法。有人把戴维森的故事归类为科幻小说，那么我想把戈达德的作品贴上讽刺摄影的标签也算合情合理。不过相比背后更大的潮流趋势，戈达德对居民衣着单调化的展示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文化潮流预测组织K-Hole把个性时尚显著衰退的“流行”趋势命名为“Normcore”，许多评论家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用“潮流”描述“潮流衰退”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Normcore这个词诞生于K-Hole的一份趋势预测报告——《青年思维模式：自由现状报告》（Youth Mode: A Report on Freedom）。报告中提到了眼下人们对于创意枯竭引发的持续焦虑：“世界上的各种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对创造力枯竭的焦虑总是迫使人们强行做出改变。”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有人用到了土地的比喻，也许有人还会联想到约翰·巴斯（John Barth）年的论文《枯竭的文字》（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与报告的观点类似，巴斯认为创作中灵感枯竭的疲惫感——不管是幻想还是现实，反而成为推动文化进步的持续动力。K-Hole在报告中指出，人们选择的“改变”是用集体掩盖个人风格。与世界分享一切是数字时代最鲜明的文化理念，而互联网上所有分享的东西归根到底都来自个人。但是有多少人还愿意相信个人风格的力量？就像还是有人会相信，只有自己在看到谷歌汽车的新闻时想到了《末路狂花》。

Normcore的核心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入乡随俗的学校式风格和行为”。K-Hole推测说，人们会越来越适应游走于不同的居住区域和亚文化环境的生活，并在它们之间周旋时感觉游刃有余。白天在徒步协会里穿卡其装，晚上又在摩托车爱好者协会里套上皮衣，这样的生活会在人们中间越来越普遍。还有谁会记得在互联网出现之初，人们魂牵梦绕的那个虚拟自我？

人们幻想互联网可以实现自己无所不至、无所不是的愿望，没想到随性灵动被Web 的美杜莎凝视变成了冥顽不灵，这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着Normcore的旗号在现实生活中体味多重身份的滋味。Normcore的信徒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虚拟的互联网，他们没有特点鲜明、稳定不变的身份。约翰·佩里·巴洛怎么都想不到，他对虚拟世界的期望如今却在现实世界里成真了。就像巴洛在《声明》中提过的，Normcore理念鼓励的是穿过边际和界线，它的内核是反抗顽固和死板。互联网实体化了我们的行动，名词化了我们的动词，政治正确化了我们的言论，一言一行皆在拥挤不堪的互联网世界里寸步难行，此时Normcore的概念出现了，它把巴洛的愿望从他心爱的互联网里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转移到了我们的肉身之上。

在一个社交联系越发紧密的世界里，保持商业品味的独特性也越发具有挑战性。蜂巢思维变得不酷了，因为蜂巢成员固步自封，风格潮流还没有来得及在人群里普及就已是强弩之末。个人主义向来不怎么受欢迎，但是在数字时代尤甚，因为互联网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容不下特立独行者所必需的独立性精神。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伯曼引用了尼采对个人主义的看法，他写道：

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经历“让他们对世事都怀有成见，目空一切”，所以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追根溯源。现代的男人和女人们如何应对“一切”？尼采认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小杰克·霍纳”（Little Jack Horner）⁽⁾，面对混乱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觉得只能至死方休。对他们来说，“‘心甘情愿的平庸’才能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

我们姑且不深究做一个平庸的人到底是好是坏，“心甘情愿的平庸”正是Normcore的精神内核，如果真有什么生物是“目空一切”的，想必就只能是四维人类了。数字世界教导我们要无所不知，因此Normcore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对这种趋势的反抗，它倡导回到虚无，回到不需要对事物命名和分类的本源。用时髦新潮的话来说，Normcore倡导“没有风格的风格”，K-Hole在报告里形容它为“空白单调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现在我是唯一一个脑海里出现《末路狂花》结尾处大荧幕逐渐泛白画面的人吗？希望是。

Normcore很快成了众矢之的，人们不管它的本意是什么，对它广泛的抵触情绪成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公众最普遍的厌恶情绪是针对这个新词汇本身的。“它不过是一种毫无个性的穿衣风格而已”，丹尼尔·斯帕尼奥利（Daniel Spagnoli）对Normcore颇有微词，他特意编写了一个浏览器的扩展程序，让用户在收到新闻推送时，但凡有“Normcore”的内容都会被一条色带遮住。世界各地的时尚博客都在为是否应该报道这种时尚新趋势而陷入两难。《每日点报》（Daily Dot）这样写道：“我们打算封杀这个词，非常抱歉。”而澳大利亚专栏作家安娜·拜恩（Anna Byrne）在引述Normcore时加上了引号，并“为此感到歉意”。

Normcore浑身散发的讽刺意味已经到了让公众无法容忍的地步。在有些人眼里，Normcore讽刺的地方在于它就像颓废派（hipsterism）⁽⁾令人不适和羞耻的变本加厉版。比如在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有的人会把自己装扮成中西部游客，高高翘起的肩垫仿佛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拜恩的引号。不过它更像是命名风潮的征兆，只不过欲盖弥彰地给自己套上了Normcore的名头。它的本意明明是为了避免被标签化，淡出公众的视线，却依然逃不出分类学家们的五指山。换句话说，一种用于对抗文化生硬化的手段，如没有个人特质、风格名称化、人格类型化，自己却成了下一个受到人们追捧的生硬标签。

Normcore被千夫所指，并不是因为人们不渴望在类型化的世界里获得一丝愉快的喘息，而是因为人们看到Normcore怪异的着装里藏着的正是它自己声称要反抗的标签化文化。它是我们对抗互联网欲望的产物，同时却也是其亲生骨肉。掀起一场“反潮流的潮流”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心生厌恶的文字游戏而已。围绕Normcore的是一种微妙的感觉，它就像具有严重的先天性缺陷，在出生时就已夭折。所有赞扬和吹捧Normcore的口号，如说它代表自由，抑或是回归本真，都不过是太平间里挂在死者脚趾上的名牌。

沃尔特·本杰明在年的论文里写道：“过度的名词化是语言和文字导致惆怅忧伤最深的原罪。”他的观点带有浓浓的神学色彩，论文指出语言的圣经让人们与神圣的现实背道而驰，不过对Normcore的不待见倒是和反抗本杰明所说的“惆怅忧伤”有几分联系。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拥挤不堪，过度名词化让名词满而为患，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而恰好在这时候出现的Normcore便成了过剩命名的替罪羊。

尽管斯帕尼奥利的反对态度溢于言表，但Normcore的理念依然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随后又在现实世界中借尸还魂。到年9月，《洛杉矶时报》颇为自信地宣布：“Normcore已经成为年度词汇”。一旦事物开始流行，想要消解它的存在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与其他试图掩盖Normcore声势的努力一样，斯帕尼奥利的扩展程序不仅没有击退它的声浪，反而提升了它的知名度；每一条遮盖词汇的色带都仿佛变成了起强调作用的下划线。作为一种时装的风格潮流，Normcore在成型之初就马上被与之相反的后来者映衬得黯然失色。尽管如此，它依旧我行我素。

年，莫维娜·费里尔（Morwenna Ferrier）在英国《卫报》当年的秋冬时尚版里把当季的一种新风格命名为“LOL-core”：朝气蓬勃的大块印花，缝合在裙子上的荒诞风图案，用丁尼布裁剪的、俗丽的花斑样补丁，再用熨烫法合缝。这次又有人出来道歉和辩解了。“我想，”费里尔写道，“这可能是在针对Normcore。”对于LOL-core，有一条在万籁俱寂的凌晨2:发表的评论这样说道：“在我看来，任何后缀里带有‘-core’的时尚风格都应该马上被无视。”费里尔认为LOL-core是“时尚中的时尚”，尽管她本人也会认同设计师安德森（J. W. Anderson）在混沌初开的年为拓扑肖普（Topshop）⁽⁾撰写的宣传语：“靓丽衣装不及你的脸庞。”这么说来，Normcore已经算不得是反抗标签化文化的代表了，它反而是通向另一个极端的桥梁：更多的名称，更多的标签，譬如“时尚中的时尚中的时尚”。Normcore显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回到平淡的本真，拼完衣裳之后，我们还得拼脸庞。

如果Normcore如此轻易就被LOL-core取而代之，你可能会觉得它的内涵一点都不稳健。诚然，Normcore冰桶里的冰早就已经融化殆尽，但是难道只有它如此吗？我们身陷囹圄，只能眼睁睁看着周围的新事物一样样化为水汽。谁还能记得两个月前流行的是什么？Twitter上的个人大事记列表越来越长，你有没有觉得发生过的一切犹如虚无，自己伸手却发现什么都抓不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向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难道这种“还没固定就已经陈旧”的特点看起来不像互联网的文化基因吗，不像网上那些昙花一现的热点和段子吗？

在公众狂热追捧新意的时代，互联网文化迎来空前盛世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朝生暮死的短暂生命让人几乎无法区分走红与过气的分界线。追求前无古人并不是这些蜉蝣们的使命和目的，因为短寿的它们一出生就已经垂垂老矣。供它们苟延残喘的养料与制造陈词滥调的是同一种东西——网络热度与不断的重复，它们不是完全原创性的东西，因此也无须担心被指责没有进步。这样一来，互联网文化就完美契合了这个灵感普遍枯竭的时代；它们本就是灵感枯竭的产物。一旦人们感到腻烦了，互联网上这些无人理会的文化碎片就自动发生生物降解，不留痕迹，速度之快，几乎从它们诞生的时刻起就开始了。当然，虚拟文化自我降解的程度自有它的限度。

世纪的资本主义让全世界挤满了被它“固定下来”的东西。资本主义催生了许多新型的僵化事物，坚如磐石，冥顽不灵。无独有偶，今天Twitter的大事记列表上，大事小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仔细回想，除了记得这些事情发生过的事实之外，我们似乎记不得这些事情具体是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们最精通的是分类和命名，我们有一只脚永远踩在工厂里，那里生产的是一个又一个包装精美的包裹，分门别类、整齐划一，而被蒙在每个包裹里的，是我们生活中真真切切经历的某个日常瞬间。互联网文化在目前让人们体验的伟大、捧腹、贴心、冒犯、道德等情感，很难让我们忽略它的存在。这里我们想要探讨的已经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命运了，而是人类自己的命运。

我们能够感受互联网持续不断地将我们生活的片段实体化：它诱使我们把当下塑封起来，风干成照片和短句，然后通过收集别人的关注让它们显得厚重。这种消费生活瞬间的方式也意味着，生活中的片段再也没法像本来那样真正的“稍纵即逝”。即使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即使谁也不记得上个季度的热点是什么，但我们都知道它们还在某个地方占据一席之地。年复一年，对这些实体化之后淡出人们视野的虚无之物，你能否感受到它们拖着那具不会腐烂的身躯，正在某股洋流的深处随波逐流？当数字化生活占据主导的那一天，我们也许会想起曾经停留过的那些沙滩，抓起一把沙子，里面说不定就有一颗回忆的塑料小球，在夕阳的映衬下焕发耀眼的彩虹光芒。

有时候，人们只要从夸张的广告语体里就可以看出文化焦虑。年，GAP的营销推广活动被命名为“穿得普通”，这个口号源于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自我表达焦虑。在如今互联网的氛围下，只有探讨“热门的事”才算有意义，而所谓“热门”必须已被重复千万遍。在利己主义者眼里，这种蜂巢式社会的行为模式不啻于个体抱团求死。

GAP“穿得普通”的口号既令人扫兴，就像恋人一边摩挲着你的头发，一边在你的耳边低声细语，“别毛手毛脚的”；又让人惊慌，让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对面的扶手椅里坐着家长，一本正经地对你说，“好好吃饭”。它看起来就像GAP在坦白自己创造力上的精疲力竭。但是，我们不应当被它假装的创意枯竭所蒙蔽。作为一家商业嗅觉灵敏的大公司，GAP试图借文化创意疲惫无力的机会缓解数字时代个人风格没落的困境。它，就像我们一样，对数字时代方便快捷、四通八达的网络生活感到不堪重负。这句口号就是它调和两者矛盾的结晶，既宣扬了蜂巢式的普遍平凡，又没有背弃日用商品为顾客营造新意的古老传统。

GAP的营销活动包含一系列由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的电影广告片，每个短片的主演都有着令人欣羡的仪容，故事展现了他们或高雅靓丽、或情欲绵绵的场景。在每一部短片的末尾，屏幕上都会展示“穿得普通”的字幕。每部短片里还有一些带有修行意味的劝诫，如“行动胜于穿着”或“像无人观望一样穿着”。穿衣保守的那些人想必会对这句动心：“穿着叛逆……你还是你。”

本杰明在探讨命名的论文里说，由于“人们”过度的命名，大自然选择了刻意和隐忍的静默。在本杰明看来，由于人类总是抓不准事物的本质，常常取一些谬之千里的名字，有辱事物原本的圣名，所以人类命名的行为常常给自然界的事物带去痛苦。在事物的圣名和俗世的称谓之间，痛苦在慢慢积聚。在GAP的广告片里，人人都沉默得像不会说话的动物，但是他们却在静默里欢腾雀跃，仿佛受到爱神厄洛斯的恩泽。毕竟短片里的角色们完全在用行动而不是被人贴上的标签，或是日渐式微的动词表达自己。还有什么会使他们不高兴呢？用本杰明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受到了滋润”，脱离了阴郁的苦海，所以他们才跳舞、亲吻，还在汽车后座上当众脱去湿漉漉的裤子。他们在向我们展示，展示人与人之间的确可以通过本杰明所说的“大自然的沉默之力交流”。

想必本杰明肯定会非常认同GAP的首席市场官塞斯·法布曼（Seth Farbman）所说的“我的普通和你的普通不同”。在这样的理解下，“普通”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含义，有着不可估量的表意宽度，不是灭绝式的名称赋予，而是一个名称有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就像GAP的电影广告，在电影宇宙里，伟大的命名之神似乎离开了，疯狂的命名行动也随即停止：当叛逆不羁看起来像乖巧顺从，当普通不再代表普通，谁还需要那些冠冕堂皇的标签呢？

按照法布曼的说法，“寻找真实自我”的办法不是让人用真实的圣名呼唤你，而是“找到最配你的那些东西——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注意这句话里提到的老腔调。作为终极标签符号的“自我”又出现了，“我”是众名之王，与所有其他名讳都不同。寻找契合你的个人特质的风格、带有主观倾向的“普通”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而“个人主义”又是一个新名称。“穿得普通”就像一句奇怪的废话，犹如双面外套，正反里外都能穿。

如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普通”，那么“普通”其实才是“特别”。因此，GAP的广告词也可以读作“穿得特别”。GAP的口号也难逃讽刺意味的萦绕。在一副宣传画中，GAP的广告语是“一件夹克，让你简约不简单”，佐西亚·麦蒙特（Zosia Mamet）躺在画面中间的一块白色垫子上，这行大大的字碾过她的肖像外，让人误以为整幅广告是某个展示小朋友被车撞到的道路安全宣传海报。除了与遭遇交通事故无异的模特肖像，这句广告语也因为浓浓的个人主义意味分外抓人眼球，一件平凡的外套下，隐隐藏着一颗不甘平凡的躁动内心。

尼采与此相当的言论是“心甘情愿的平庸”，他认为“平庸”有值得“卓越”借鉴的地方。尼采认为，在基督民主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平庸是卓越掌握权力和发挥力量的形式与必经之路。就像身价百万的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对英国的国民承诺，当贫穷降临，“我们都会在一起”。在尼采看来这种道貌岸然的伪装是因为“伪装平庸意味着永远不承认事物的本来面貌，永远不承认自己的真实意图。社会让人们必须照章办事，必须身正影直，必须热爱邻里”。因此，尽管人们把自己伪装成平庸，“却掩盖不住那份浓浓的讽刺！”

GAP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没有煞费苦心地试图掩盖。它没有躲躲藏藏，而是招摇过市。它承认人与事物的本来面貌，它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让尼采的平庸论扑了个空：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普通”。而数字化时代“网络个体”的自相矛盾性已经显眼到无法掩盖。如我们所见，它只是背后更大的自相矛盾性的冰山一角：一方面现实世界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虚拟化，与此同时，无形的生活经历也在被虚拟世界实体化，与之相伴的是我们创造的海量名词和概念。数字技术在让实体世界升华的同时，也导致虚拟世界拥挤不堪，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结果是，我们在感觉生活变得越发空虚的同时，却又一刻不得停歇，当正在炽热融化的现实世界碰上冰冷凝固的虚拟世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开始出现断层。

也许，只有我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