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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心?九岁孩子的三杯白酒，两瓶啤酒我那天晚上回到家，门口的感应灯迟钝，像一个不愿意认亲的老亲戚。灯慢慢亮起来的时候，我右手指尖还带着奶茶杯壁冷掉的水汽。我把鞋脱在门口的地垫上，目光一抬，餐桌上放了一盏没合盖的饭盒，菜色是青椒肉丝和西红柿炒蛋，青椒焉了，蛋皮子沉在油里沼泽一样。我觉得季辰肯定又加班到点…

开心?九岁孩子的三杯白酒，两瓶啤酒

我那天晚上回到家，门口的感应灯迟钝，像一个不愿意认亲的老亲戚。灯慢慢亮起来的时候，我右手指尖还带着奶茶杯壁冷掉的水汽。我把鞋脱在门口的地垫上，目光一抬，餐桌上放了一盏没合盖的饭盒，菜色是青椒肉丝和西红柿炒蛋，青椒焉了，蛋皮子沉在油里沼泽一样。我觉得季辰肯定又加班到点，把饭热了等我。

他没等我。他坐在客厅灯下面，背靠沙发，但身体倾在前面，像一个随时会坠落的人。他的手机屏幕亮着，我看见上面停在一个页面：不动产信息变更申请完成的截图，红底白字，比如“申请已办结”“变更成功”，那种非常正经的颜色和语气。我还没开口，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先说了“你回来了”，然后喉结上下滚一下，一句话慢慢蹦出来：“柚子，我把家产给顾晚了。”

这俩字像一个小石子掉进空的玻璃杯，丁一声，清脆，但后面是巨大的沉闷。我没动。他又说了一句：“下辈子我补偿你。”

我把奶茶放在鞋柜上，按掉手机的提醒，声音在这房子里似乎更大，“叮”的那一下之后，整个空间就只剩你能听见的瞬时白噪。我朝他走过去，我脚下没有像电视剧那样颤，手也没有抖，我只是很冷，我说：“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我说完这句话，觉得嘴巴里有一股铁锈味，像小时候恶作剧咬过钥匙。

他看着我，像没听懂。我也不知道自己具体说的是哪种“不让”，我只是那一瞬间极其清楚一件事：他不可以用“下辈子”这个词来弥合他在这辈子做的事，像胶水一样涂上一层浪漫，假装就不疼了。

顾晚这个名字我听过多少次？足以让我在不同的瞬间都习惯和它打照面。大学时代的照片，校友圈的八卦，结婚时酒桌上某个醉到半睡的朋友喊“顾大美人”，还有一次我们逛新街口，他指着人群说像，像她，那个披着白衬衫并不看你也不看世界的人。她是他白月光，我是他妻子，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色本来就这么尴尬地并列着。

我从客厅转身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洗了手。水很凉，空气里有晚饭的油烟不甘心地复活。我问：“怎么给的？把话讲清楚。”

他吸了一口气，坐下去，手抓住了裤边下摆，“公司股权转让，房子赠与，银行里的那个理财也转了。顾晚她……她最近状况不好，她的工作出了点问题——我不是要你马上理解，我只是——”

“你只是觉得自己很伟大。”我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他，我拿起抽屉里那个刀片，割开了快递箱，里面是我前天在社群里团的洗衣液，柚子味，不是因为我的名字叫梁柚——我很讨厌别人拿我的名字开玩笑。刀片划过纸箱的声音比他嗓音还要干净。“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们结婚五年，虽然房子写的是你一个人的名字，但你知道那是夫妻共同财产。公司股权是我们婚后一起支持你创业的部分，你现在一口气全部转出去，你觉得‘下辈子补偿’这个词能当免死金牌？”

他垂头不语，我听见客厅的挂钟走了一格。他说：“我知道你会生气，我也知道这不公平。但顾晚，她当年陪我走过那段，那段你没经历过，也不必经历。我欠她——你总说你不喜欢‘欠’这个词，觉得人生不是账目，那很好，可我不是你。”

“你欠她？”我笑了一下，笑声跟喷了肥皂的水泡一样短暂，“你欠我呢？”

我很少用这么尖锐的语气，我的语言通常保守、克制，我喜欢把情绪装在抽屉里，盒子上贴标签。此刻我不想。今天单位里有个客户把我骂了一路，从快件走件到服务评价打分，他的情绪像粘稠残存的蜂蜜那样覆在我的身上。我回家的路上刚好有人从我面前快速骑过，泥水溅了一点到我的裤脚。生活把每个斑点都给了我，没给我一张纸巾。他这句话对我，是最后一把沙子。

我拿起手机，打开我们家的那个“南京市不动产查询”APP，输入身份证和密码——他显然还没改，因为这点他一向不细心——页面上一条红色的记录刺进我的眼球：某某区某某路某某号，变更为顾晚名下。时间是今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我知道这间房我们买的时候，首付是我妈妈掏的大部分。当然，合同上写的是季辰——我的名字被他用一种“男人主导家庭”的轻松态度，轻轻放在旁边，我当时也轻轻地没计较，想着我们是一体的。那天买房的售楼员把小区讲得像一幅画：绿化率，地下车库，带智能门锁。画很漂亮。

我也知道股权转让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公司还没上市，但已经有两轮投资。我曾替他找过注册会计师审过报表。股权转给顾晚？这中间一定要通过一个壳或者协议。我没说这些，我不想让自己在这场对话里显得像他的秘书或者法务。

他看着我，开口：“柚子，你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

“你已经解释了。”我说，“你说你的理由是‘欠’，你说你要补偿，我听到了。你觉得我们之间可以用下辈子做账，那我告诉你——没有。”我把那句“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具体化了，我抬眼盯他，“你不要想逃。你不会有下辈子来补偿我，你这辈子就要把账算清楚。”

他闭着眼，像想把眼睫毛压住所有的烦恼。他说：“你可以起诉。我知道。”

“你以为我不懂法？”我走到茶几边，把桌上的文件拿起来翻了一页，他把那纸放在明处，也许是某种坦诚，“你做完，也知道我可以起诉。你还是做了，因为你信一个故事：你和你的白月光，两个少年，漂泊过写字楼的夜，总有一间房子要在你们的名字下，哪怕是你们走到成年后被各自婚姻的盐和光照到眼睛睁不开。”我捏紧了那纸，我的手汗在纸上留下不明显的潮湿，“我不过是那个盐箱旁边的人，吃饭的时候帮你拿了一勺。”

我的话可能有点乱。这就是“不完美”的一种吧。我的脑子里同时浮起最近我们小区业主群的那些琐碎：楼下那个孩子把电梯门弄坏；物业收取停车费的标准变了；六号楼的老太太因为快递员没按门铃骂了一段语音。我很奇怪地想到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心里乱的时候会抓最近的几个小结节让自己冷静。不完全冷静，也不是完全放弃，就是抓着一点小实在。

他坐着不动，我也不动。谁先动谁输的那种荒唐规则不适用，我们已经不是谈恋爱。我的手机在这时候弹出一个消息，是我们公司的群里同事发的库存表格，我看了一眼，没回。又一条是小区业主群，@所有人：十一点过后注意不要大音量打钻。我看了看时钟，十点二十。钻子声随时可能来。

季辰说：“柚子，我不奢望你原谅我。我只希望你不要把我看得太坏。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顾晚她……”

“你别再说她了。”我把手伸出去，压在空气上的声音，“你说一百次她的名字，也不会让这件事变轻。”

他闭嘴。我们家客厅的灯有点黄，笼在这个夜里像薄纸包着一个热水袋。外面有电动车过去，薄薄的声音拉开又收回。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体内的某种东西落了一块，像咬下来的糖。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醒。没有闹钟，我就是无法再沉到睡眠里。我在床上坐了一会，看着窗外那点点细雨，这是南京最惯常的冬天脚本，湿而不冷死，灰而不暗。他睡在另一边，呼吸平稳。我从床上边缘起来，像从一个浅水池里上岸。洗脸的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脸。我的眼袋亮了亮，这是我妈常说的“虚火”。我想起她年轻的时候她也这么看自己的脸，跟我说女人会被脸骗，脸一显示疲惫你就以为你的人生疲惫，哪个好？都不好，妆也不是解药。

我去厨房，煮了一锅稀饭。稀饭里的米是上个月在河西一家米店买的，他说要吃那种口感弹一点的，我就买了东北珍珠，店主把米袋子拉开给我看，颗颗像肥的白蚕。我加了几个红枣，糖没放。煮的时候，我的手机放在灶台边上，一条一条消息熟悉地冒出来，我先点开了姚兰的。

姚兰是我们大学同学，现在做律师，专注婚姻家事。她是那种随时把发圈扎得紧紧的人，很会叫人把心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她知道我和季辰之间一些东西，但很长时间我们没真正谈过“法律”。我给她发了一句：“你在吗？”

她回：“在。你醒得早。怎么？”

我给她发了一个电话表情，她马上回拨过来。我按了免提，她的声音带一点刚起的沙，“你说。”

我在灶台边简单讲。她没有喊“啊？”也没有长叹，她只是说：“先把你们的婚后财产明细梳一梳，股权的事需要看合伙协议和投资合同，房子的赠与，你可以以《民法典》的撤销权起诉。还有，如果对方知道显失公平或者恶意的，能切到撤销赠与那条，房子的变更在我们这地方不需要夫妻共同签字，这一直就是个坑，但你有权撤销。股权转让如果是关联方之间‘低价让渡’或者伤害到你的权益，我们可以走‘夫妻共同财产侵害’的路径。你先别急着吵。收证据才是第一步。”

她说“民法典”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总觉得这些词太外面了，现在一下子来到我的厨房。我关小了火，拿着手机坐在餐桌旁，“我现在能做什么？”

“拍你能拍的，”她说，“公司层面的，我需要那些合同，你有权限去看吗？”

“有些。”我想起家里那个装文件的箱子，里面有我们的公司章程收件留存，“他没锁那个箱。”

她清楚地吸了一口气，“好。还有，顾晚是谁，你知道她的基本情况吗？她有婚史？有没有孩子？她的工作？她有没有和你老公的公司或者业务有交集？”

我沉默。“白月光，”我说，“这就是交集。业务我得看。”

“别做任何身体上的极端行为。”她忽然加了一句，“这类事情，很容易有某种恶俗的场面，但尽量不去。你要的是结果，不是声张。还有，周末我有一个空档，我们可以面谈，你带来所有材料。”

我嗯了一声。她没说“抱抱”也没说“你要坚强”，她知道我不需要这种话。她说：“你知道我讨厌‘下辈子’这种词。别给他用。”我又嗯了一声。她挂了。

我去房间拿那个文件箱，是一个看起来挺漂亮的木盒，带金属扣，季辰在结婚的时候买的，说我们以后要像书店那样整齐。我打开的时候很轻，很像你打开一个乐队的电箱——里面的东西真的很多。股权协议、公司章程、员工期权协议、一个，我看见一个印着顾晚名字的——顾晚这名字出现的方式，他们不怕我看见吗？我抽出来，是一份“顾晚与季辰股权转让协议”，一页盖了红章，标注日期是上个月。金额写得不离谱，但对我们这种公司来说那就是离谱。下面还有签字和手写日期。季辰签字，他写得很轻微，笔画像躲着。顾晚的字很飘，最后一个“晚”拖着一条很长的线，像从一个湖上拉出了岸线。

我又翻一些，找到一张银行理财转账凭证，是“撤销并转入第三方账户”，第三方账户名是“顾晚”，开户行在文昌门支行。我继续翻，翻到那张“共同财产说明”，是我们去年做公证的时候做的。我们当时做这个是为了贷款，银行的人和公证处的人赶着时间，我在那个办公室里被印章的味道弄得鼻子干。那张纸上，写着我们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公司持股比例、存款。一字一字写着，也盖着章。我拿着它，觉得这一张纸会起作用。

我把每一张都拍了照片，发到自己的邮箱，也发给姚兰。我又把这所有东西装回盒子，扣上扣。晨光从窗台那边开始变得有点白。我拿碗盛了稀饭。他出来了，头发乱，穿着一件灰色T恤。我把碗放在他面前。他看我。“谢谢，”他说。“柚子——”

“吃吧。”我说。我拿另一碗自己那份。我们两个人吃稀饭，像早晨学习一样安静。我低头吃，他低头吃，我觉得这画面很滑稽。滑稽又可悲。我们是那些“平凡夫妇”的样子，现实的电影很爱拍这样的镜头，表面很柔软，底下都是刺。

吃完他放下碗。他说：“我今天去公司处理点事。”

“我也去。”我说。

我们出门，锁门。我拿了伞，雨下得并不大，路面有暗色的浪。他走在我前面一点，我走在后，他没有拿伞，我看他的肩膀一点点被雨点刷掉颜色。我们在楼下遇见了小吴，隔壁的那位年轻妈妈，她抱着她儿子，孩子脸上挂着鼻涕，她用手背擦。她说：“梁姐，昨天我男人又喝到迷糊，酒不过夜是不行的。”她笑，眼里有悲观也有自嘲。我也笑，说：“喝少点才是正经。”她又说：“你家灯昨天亮到很晚，你们也是忙。”我说：“是啊。”季辰低声说：“早。”我们三个在这个雨里的小区里像三只紧紧包着自己的小动物。

公司在珠江路附近，我们穿过一条条小店的门前。电子产品店门口堆着变压器和风扇，好像一个拆掉的城。路上有卖早餐的，他喊着“豆浆油条，豆浆油条”，声音被雨刷开。我走进公司，前台的姑娘看见我，喊了一声：“柚子姐。”我笑了笑，“早。”

季辰的办公室在里头，他和市场部的人开会。他让他们出的一个方案我也参与过。我没进去，我去文件柜那里。文件柜的锁其实也只是一个小礼仪，没人的时候，谁都能打开。我拿出合资协议、股东大会记录，翻，是不是写了“顾晚”这个名字。翻到一个“股东大会决议”，上面写着同意把季辰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顾晚，落款盖章。我立刻看出一件事：这个决议的“股东签名”里没有一个是我。按公司章程，重大股权变更要经所有股东签字，包括我持有的不可忽略的比例——我的五个点，在此刻也应该是亮的。这就是漏洞。

我拍了照片。又翻到一个“婚姻财产协议”的复印件，我们当时做过一份双方确认某些东西的，这是季辰在第三次融资前金融方要求的。他把一些东西写成“个人财产”，这其中包括某个奖励金，我当时签了，因为我不懂这件事会被怎么用，或者说，我不觉得当时的“我们”会用这件事伤害我。现在看过去，那句“奖励金包括将来可能实现的某些收益”像一个从地上伸出的钉子。

季辰开完会回来，看见我翻东西，他停下，说：“你要喝咖啡吗？”

“不。”我说。我把那堆纸合起来，放进我的包，“我要去鼓楼。”他知道鼓楼就是法院。我看他，他嘴巴动了一下。我把包背上走出去。我在电梯里遇见行政部的小萍，她嘴上还带着口红，她说：“柚子姐，你今天气场不一样。”我笑了一下，“去见朋友。”她说：“你朋友都很有钱吧？”她的笑又带着那种短短的好奇。我说：“有钱的也要排队。”

鼓楼的法院旁边的安检机器和我们公司里卖的打印机一个厂子出品，颜色一样。这当然是我瞎猜的。我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老爷子，拿着一堆材料，一边叹气。我给该做的注册填了表，把我们的婚姻、家庭财产情况写在表格上面的那些格子里，字一格一格地钻。窗口的姑娘戴着眼镜，问：“你是原告？”我说：“是。”她说：“你带判定用的证据了吗？”我说：“初心的，带了一些，还在补。”她说：“好，先立案吧，后面还可以补证。”她指了指后面，“立案庭在那边。”

我心里有一阵奇怪的舒适。不是因为我要起诉这个事实，而是因为这个空间里的一切都归于规则。一个窗口一个窗口这样排着，像一个简单的清单。你拿着你的事情，你在这上面找一个位置。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常跟人讲，我喜欢超市的货架，我喜欢地铁的发车表。我喜欢任何能给生活一个“下一步”的东西。这一刻，我想起姚兰说“收证据才是第一步”，我笑了一下，仅仅是让自己心里有一个东西可以坐稳。

立案成功之后，我走到门口，雨还在下。我走到路边，等车。一辆车停下，我坐进去，司机师傅问：“去哪呢？”我说：“新街口。”他说：“去那边做啥？”他的语气好像他在这个城市里就是一个既熟悉又质问的角色。我说：“见人。”他说：“谈到钱的事吧。”我看他一个侧脸，“你怎么知道？”他笑，“这年头一张脸都写着钱。”

我们在新街口那家咖啡店见到顾晚。我是提前约的，我通过她的电话号码约的——那号码是她在银行的账户上留的那个。我发了信息，她回得很快，她的语气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客气。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语气，它会让你不生气，又不舒服。我推门进去，她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身后是一个红色的广告牌，写着“冬季限定”。她穿一件深蓝的大衣，手边放着一个杯子，上面有奶泡的痕迹。她看见我，站起来，笑了一下，“你来了。”

我坐下。这时咖啡店的音乐放了一首老歌。我盯着她的耳环，是一个很小的樱桃。她说：“我要先道歉。”她的嗓音饱满，“我知道这件事很伤你。我不是一个很擅长像电视剧里那样哭的人，我也不觉得哭能解决任何事。我只是希望你的伤不要太深。”

“你什么时候开始和他联系的？”我开门见山。这种场面对我来说越快越好，她显然也希望这样。

“一直都有。”她微微侧着头看我，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桌子的距离，“我们一直是朋友。你觉得这个词太轻，但这是它的形状。我是他的旧友，他是我的旧友。只有到了某些时候，这个旧变成了某种重。我不是在某一天突然进入他的生活，我一直站在他生活外边——这可能更不好。”她笑了一下，嘴角没有自豪，是自嘲，“站在外面的人永远看起来干净。这是一种欺负里的人。”

我没有被她的诗意打动。我说：“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你知道他有妻子吗？你知道这伤害到我吗？你知道他这样做可能违法吗？”

她看着我，“知道。不好意思。”

“白月光的‘不好意思’，我听够了。”我说。这句话听起来很酸。我后悔，但我不收回。她点了点头，“你会起诉的。我知道。你不应该温柔。季辰本来是该做一个负责的人，他说下辈子补偿，你不接受，这很对。”

我立刻看她，“你知道他说这句？”她笑，“他一直是一个有文学癖的人。”她用了一种轻巧的讽刺，“他喜欢用一些词去包裹难吃的药。我以前就这么说他，这也是我们之间最常见的对话——我们互相讽刺对方的文学，用很平常的方式。”

“你很自豪。”我说。

“不。”她摇头，“我只是没有你那么爱修辞。我说话直接——有时候直接就是粗鲁。”她把手放到桌子上，手很白，“你要把房子拿回去，是吧。这是你的权利。我没有理由挡。这房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对我来说不是非常重要。你要起诉吧。这件事我不会出现在你面前阻挠。我没那么喜欢戏剧。”

她的语气让我有点意外。她像一个提前看过剧本的人，知道每一步。她又说：“股权这件事，我不会退。你知道我在做一个项目，我需要这个股权。这不是单纯的浪漫事。这是我的工作。你说我们之间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同一个职场的人？”她笑，“你来抢我项目的资金，我来抢你的家庭的东西。很好笑。”

“你有孩子吗？”我忽然问。这问题其实不在这个话题上。我问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奇怪。

她摇头，“没有。我不能力。”她说这句的时候非常淡，“你看，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在别人眼里是这样。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没有。所以我们是不是该公平地分配某种‘东西’？”她笑，这次的笑更苦，“我知道这句话很坏，但我有时候就想用这种坏话来让我们的语境更真实。你不是一个被我抢走男人的女人，你是一个被一个男人的嘴里的某种故事骗了的女人。这不一样。”

我靠在椅背上。我感觉我的背后有一个暗影，因为我再往后就是玻璃，外面雨。她端起她的杯子喝了一口，“你可以起诉，你也要离婚吧。”她说，“你是那种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谎里的人。你会从这个谎里走出去。祝你运气好，祝我们都别死在这件事里面。还有——”她抬眼，“别把我当作你的敌人。”

“你把我当敌人了吗？”我问。

她很诚实，“有一点。因为你拥有我没有的东西。”她拿起包，站起来，“再见。”她走。她走的时候，她的大衣边缘轻轻摆动，那种布料的声音也很轻。我坐着，看着桌子上的糖包，上面写着“白砂糖”。这个词小时候我很喜欢，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白的世界。

那天回家，我碰见婆婆。她今天来是为了带点腌菜，她总觉得家里做的比我们买的卫生。她手里提着两个水桶，里面装的是红辣椒和榨菜。她进门就开始说：“柚子啊，这个世界啊，人心复杂啊，你要……你要懂得。”她给我放在厨房里，拿掉了一个盖子，“你看这辣椒，红吧？你吃一口，嘴巴里会热，你会觉得世界都热了。”

她说话的时候我看着她的手。她是很会用手的人，手上有点裂口，有些地方白，有些地方黑。这些手把季辰抚养到大，把他今天的那种“下辈子”的嘴巴带到现在。我没怪她。我不喜欢这种“怪到上一代”的便宜荣耀。我说：“妈，我今天立案了。”

她把手一抖。“立什么案？你们吵哪里的架？”

“财产撤销赠与，股权转让撤销，我这边还有离婚诉求。”我说，尽量平稳。

她的脸“啪”地变了。她是一种会瞬间从笑转为冷的脸。她说：“你还是要把家里撕了吗？你让人看笑话啊。这事可以说，我们一家人坐下来讲。”

“妈，”我说，“你们一家的‘讲’就是季辰说，您说‘他也是为了那个女孩好’，我说‘不是’，然后我们说到晚上，您说‘你们年轻人自己处理’，然后事没有变。这种‘讲’是扰流不是解决。我不想再做这种流的水。”

她眼睛细了一下，像要从我的脸上看出一点她能控制的东西。“柚子，你有时候也太强了。”她说，“你明白每一个点，但你抓住每一个点的时候，就把人抓疼了。你知道季辰是一个容易软的人，你知道他心里那点东西，你还能这么……”她的“你还能这么”停着，我帮她收了尾，“还能起诉？”

她点头，“是。”她坐下来，“我们家这件事，是不是可以不用这条路？你是一个懂得什么是规则的人，但你也知道规则的另一面是场面。场面很难看。我最后还是要去亲戚那里解释。”

“妈，场面不一定要好看。”我说，“我不需要好看的场面。我需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平静如水，说完最后一句，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海边把一堵沙墙修好的人。我妈妈说过我是一块石头，石头不是坏话，它只是一个比人更稳定的东西。

她看着我，长叹，“你们这一代，太狠。”我笑了一下，“您那一代更狠，只是您喜欢把‘狠’藏在‘忍’里。”她愣。我说：“妈，您当年把我婆婆家里那点钱攒起来给我们付首付，我一直感激您。如果您觉得我此刻做的是把您当年给我的面子撕，那我不让您看这撕的过程。我尽量让您少受这个场面影响。”我停一停，“但这件事还是要做。”

她没有再押我。她站起来，把那个辣椒桶盖上，“好。那我回去了。”她拿着桶走到门口，我去开门。她回头看我，“柚子，你是很体面的一个人。”这句话让我的喉咙里又有了那种铁的味道。我说：“体面是结果不是目的。”

那几天，我的生活就像特地被刻意切成很多片。早上上班，接电话，处理客户的投诉和发货信息；中午拿便当，和我同部门的小黑讨论他女朋友是不是应当换工作；下午跑到银行去查几张票据，填了一个表，柜台的女孩子看我的字，说“你字写得好”；晚上去见姚兰，把所有的东西摊开，她拿着一支笔在那几张纸上圈圈“关键点”，她的笔一拨一拨地噔在纸上，发出细小的噪音。她说：“我们要做保全。”

我们做了保全。我们在鼓楼法院那边走保全申请，保全费交了，申请材料列了所有的证据和理由。我站在那个窗口前，听见后面两个当事人里一个女的突然大哭：“我不是不同意，只是他太快了。”她的声音像水。我在这种声音里感觉我的脊背很硬。姚兰站在我旁边，说：“你看你，我们俩又成了两个套路里的角色。一个很稳，一个很硬。”

“那种硬不是好。”我说，“我只是不要死在任何一种故事里。”

保全下来的时候，是一个中午。我在单位里，手机震一下，收到“保全裁定下达”的消息。看完我低声笑了一下。我的同事以为我收到了一个红包。他跑过来：“柚子姐，分钱。”我把手机给他看。他看了一眼刻板的“裁定书”，立刻退回去，“哦，打官司。”他用一种怕惹事的语气，我也笑，“对。”他又说：“你们当代人，爱打官司。”这句像一个标语，我懒得解释“打官司不是爱，是必要。”

那天晚上，季辰来找我。他把盒子放在茶几上，盒子里是他的一些书。我打开，里面第一本是《卡尔维诺的文学课》，次序第二本是《民法典释义》。我拿起来，我说：“你拿这本给我，是你觉得我会用这个‘释义’把你这个人也释义掉吗？”我知道我说话很刁，当你拥有一个某些规则的时候，你会不经意想让对方被规则打。

他摇头。“这书是给你的。你一直喜欢把复杂东西变成简单。”他坐下，“你要离婚。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这辈子，我不留你。”这句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任何跃动，我很平静。我们两人之间一个很奇怪的沉默。我尽量不让沉默变成某种“美”。沉默不美，它只是一个空的空间，不要用它做花。

我们去民政局的那天，前面排队的是一对很年轻的夫妻，他们脸上看得出刚闹过。他们不说话。民政局的墙上贴着很多“婚姻家庭知识”，我看一眼，感觉像一门课程。我们拿着号码牌坐在那，电视设定播放早间新闻，不停地讲城市的“文明创建”。季辰在旁边说：“对不起。”我说：“这句对不起是给谁？”他说：“给你。”我说：“我接受这句，也不接受它。你知道这有差别吗？”他点头。他看着我手上的指甲，有一点裂，他伸手要握我，我躲开。我不拒绝得很凶，但明确。那动作，就是“我没有要握你的手”。他笑了一下，那笑意味很复杂，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心里有石头的人”的笑。我没有回应这个笑。

离婚登记要审问一下。我把我们的身份证递过去，登记员很快地敲键盘。她问：“你们协商好了吗？”我说：“财产另起诉。”她点头，递过来离婚协议书，我们已经提前写好。他在那里签字，我也签字。红色的胶印盖上去，一个“啪”。那声音像什么？像我家厨房油炸时那一下爆开。我们拿到红本以后，走出门口。外面阳光从云后面出来，有一种晴天之后的冷。我没有哭。我在想我的下一步。

我的下一步是公司公告。我在律师的建议下发了一份律师函，通知公司目前股权变化被法院裁定保全，所有与顾晚相关的股权转让暂停执行。这封函像一扇门，把某些人挡在外面。公司内部会议上有人提了这个事，市场部那个小萍看到我，眼里惊讶：“柚子姐，原来事情这么大。”我笑，“小事。”

小事不小事的界限在每个心里都不一样。我在我们小区的群里发了一个文字，告诉大家不要在晚间钻孔时间开工，管理员很快回复“收到”，然后立刻有人在群里加了一个“柚子姐，你与季总离了？听说。”我看着这条，一瞬间想在群里发律师函。后来我没发。我在私聊里回：“你听谁说的？”她回：“婆婆群里说的。”我笑。

季辰那边，我不再接他的电话。他给我发文字消息，有时候是三字“对不起”，有时候是一大段“我迷失了”。我没有回。我不是扮演冷酷，我只是知道回了他的消息，故事就会越写越长，而我只剩下一支短笔。

一天晚上我下班，走到小区门口，听见有人叫我名字，一回头，是老孟。他是我们小区做物业之前当过警察的人，他称我“柚子”，也叫我“梁小姐”。他说：“我知道你最近在忙。”他的眼睛里总有一种看过很多东西的亮度。“你是个厉害的，”他说，“别把劲用完。人最怕的不是输，是把力气用完了。”我笑，“我还有力气。我一直很省。”

他说：“你们家那件事你婆婆在我们保安室叹了一下午。我给她递了水，她不喝，她说她不渴。你看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她明明在渴的时候说她不渴。”他叹，“你给她一个台阶，别让她从高处跳下来。”

“我给她台阶。”我说。“我给她一个缓的坡。”他点头，“好。还有，你工作上别被拖进感情。”他笑，“这句有点多余。我知道你是那种白板上的人。”他走了。我在这个城市的小区门口一会儿被夏天的犬吠声穿过，又被电动车的铃声穿过。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一个乐器，生活在拉弦。我希望这弦被拉得正，声音不跑。

法院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坐在那边的原告席，姚兰在旁边。对面是季辰和顾晚。他们两人没有坐一起，他们只是在那个空间里属于同一方。法官是一个名字叫马衡的中年男人，声音稳。我听他念案号，念诉讼请求。我一条条听，每一条都是我这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他问我们有没有自调可能。姚兰说：“对方愿意退还不动产的变更，股权部分我们要具体就交易细节谈。”法官点头，看向季辰。他说：“你们是夫妻，”然后停，念出“曾经是”。这个修辞非常官方，我却突然觉得它带着一种柔软的笑。

顾晚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说话，她说：“房子我可以退。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如果此刻说这话显得我太容易，我也认。这不是我的心。”她的语气仍然那种饱满，我在这一瞬间反而不为她的“饱满”感到排斥。法官问她：“股权呢？”她说：“股权是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谈，谈价，谈补偿。我不会无条件退。”法官看我们。我说：“股权是夫妻共同财产里的那一部分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它被‘谈价’轻松地减掉。这是一个侵害行为，这种侵害不是一定要恶意我们才能认定，我们要看他的主观和客观。”我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让自己像一个律师——这是姚兰提醒我：“你说话要像你自己，不要像我的复制。”

季辰在这个时候一直不太说。他看我，眼里有一点灰。“我当时没有幡然醒悟。我在这个‘心’里走得太久了。”这句很像文学。他说完这句，自嘲地笑。法官说：“我们只看事实。”他把一些要点在电脑里敲。他把我们的证据一条条看。我看到那些照片在他的屏幕上像小贴纸。

庭审有很多很琐碎的东西：时间、地点、签字笔油的颜色、见证人的名字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区别点。我听着这些，觉得人类把心里的事搬到桌面的时候，最容易就是被这些细节分散。我知道这事很重要。所以我非常认真地记每一个细节。我拿笔点，像在人肉计算一个路线。

开完那次庭，我走出法院门口，碰见一个卖书的人。他把一堆书放在地上，他喊：“文学，一块一本。”我随便拿起一本，是《仓央嘉措诗集》。我笑，心里说“别再文学了”。我把书放下，继续走。这时候我手机振动，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对方说：“梁柚？我是顾晚。我想跟你说一种事。”我说：“说。”她声音在电话里像在一个小房间里，“我去医院了。我不是拿这个敲你某种东西。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确实要拿这个股权去做我的项目，是一个医疗护理服务。我之前做过一段，亏了一些。我当时很骄傲，我以为自己可以不靠任何男人做一个完整的商业。我失败了。我这次如果不拿这个股权，我就真的……真的没有力气了。”

我停了一下。我不是那种听了一个女人说自己没有力气，就想救她的人。我没有那么圣。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清单，里面有“你的权利”，还有“没有多余的情”。我说：“你有没有别的方式？”她说：“有，但很昂贵，会耗掉我比股权更大的东西。我知道你会说这是我的选择，你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些时候根本没有选择。”我为什么接她这个电话？我也问自己。我在这条路上走到了一处路口，打开地图，我看见有一条小路。我通常不走小路。今天我也不走。我说：“你可以在庭上说更清楚，可以让法官知道你的‘意志’不是纯粹的浪漫。你也可以把你做项目的所有资料提交给我和法庭。我们再看。你别在电话里把自己的难讲得太动人，动人的东西在法庭上没有用。”

她轻笑，“我知道。我只是想把一个真实的东西给你看一眼。不是为了让你动心，是为了让我们不要成为对立。”她说完，“谢谢你接电话。”我挂了。我站在那个拐角处，对面就是那家卖书的人。他看我，说：“买一本呗，便宜。”我说：“我买法律书。”他笑，“人间不好看，我也知道。”他把他的那堆书收起来，走。

我们第二次开庭。我拿了更多的材料，顾晚也拿了她的项目书。她在写这个项目的时候很认真。我看这个计划书的时候忽然觉得一个奇怪的圈：我们三个都很认真，但我们认真得不像一个事情在一个常态里。我看她，我看季辰。法官看我们。他说：“房子的撤销，我们裁定支持。股权的部分，转让协议存在明显有违夫妻共同财产的公平原则，我们会按情况确认其效力。理财的部分，我们也将在判决中一并处置。另，双方的情感……与本案无关。”

我听到最后一句隐隐笑。这当然是我私下里的笑。我觉得这个世界最难的是让所有“不关本案”的东西离开。这些东西在人的表皮下长着，长得很密，你剥的时候会血。我们就是在这种血里走。我们能走到哪里？我们能走到一个没有让我吐的地方就好。

判决出在一个冷的上午。我们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我站在鼓楼那边的门口，姚兰把判决书交给我，指给我看“撤销赠与部分支持，股权转让部分部分支持（认定转让无效并恢复部分股权），银行理财转移要求返还。”她说：“你这段时间，做得很好。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做一个不可能的项目？”我笑，“没有。我只是做了一个细活儿。”

我们之后还要走执行程序。执行的东西比判决更硬。你以为判了就完？没有完。拿着判决书去找对方的财产，敲每一个门。这时候我知道我需要信用。我也需要很慢。我拿着判决书站在银行柜台前，柜员很认真，认识我要做事的人。我从她的眼神里看见一个无形的尊重。不是因为“打官司”的尊重，而是因为“不吵”的尊重。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这个家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房子的变更被撤销，但我们要重新做登记。这是程序。我站在客厅里，灯仍然黄。我走到窗边，外面夜很深。我把窗开了一条缝，空气进来。这个空气让我想起来夏天。我坐在沙发上。我拿起那本《卡尔维诺的文学课》。我翻了一页。他说：“轻与重。”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笑了。这些文学家的词也是法官的词。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用“轻与重”做每一件事。我合上书，觉得这个夜开始有一点对我的好。

我给我妈打电话，她接，很快。她说：“判了？”我说：“判了。”她说：“我给你炖了汤，你过来喝。”我走过去，她家离我家不远。我进门，她在厨房里，汤里有黄豆和猪骨头，香味很像以前。我坐下，她给我盛。我喝了一口，世界就暖了一块。她说：“男人这东西……”然后停。“不讲。”她笑。“你是我的女儿。我不说那些老话。我只说你。你做的，你想做的，我帮你。”她把一个旧的抽屉拉开，里面是她那本哪年买的账本，里面有我们买房的时候她写的数字。她说“你看这些数字，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人家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就是用数字编的，但别怕数字，他们只是你好朋友。”她说完，笑出声。我看她，她的笑很像我小时候她拿一个新碗给我吃饭的时候的笑。我突然觉出我现在的脸也有她的影子。

生活在这样的庭判和执行里继续走。我的工作没有丢。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在一个偏远的仓库理货，一箱一箱地看。我把一个箱子搬到位的时候，腰闪了一下。我在那一秒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硬的石头，是一块泥。我向后坐，长呼吸。小黑跑过来：“姐，你腰……”我笑，“不许叫我姐。”他笑，“好，梁柚你腰。”我说：“但我还能搬。”我站起来。小黑把他的肩伸过来。我靠着他的肩走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这个世界里最动人的不是文学，是这一只肩。这些东西不常有，但有的时候不需要等，你就拿到。

季辰也在这个时间过来一次。他站在我们业务部门外面，发消息：“能出来两分钟吗？”我出去，他站在门口，拿着一袋湿纸巾。他说：“你腰疼吗？你发的朋友圈。”我忘了我发朋友圈了。我看他。他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他停，“我去看医生了。不是那种戏剧的病。是焦虑。医生告诉我：你不要把每一个感情故事都写成伟大的诗。你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你要做平庸的事。”他笑，“这句你会喜欢。”

我确实觉得这句好。我说：“那你就去做。”他点头，“我会去做一个平庸的事：把该还的还，把该停的停，把该闭的闭。你不要看我。我不要你看我。我要自己把自己做成一个看自己的人。你一直就看自己。你一直看得很清楚。我以前没看清楚。现在看一看。”他停，“下辈子——你说你不让。你把那句话说得很好，不像一个仇话。我听了。我不会有下辈子。我在这辈子。”

我笑了。我说：“好。你终于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没有再次在任何情感上扯。这不是我们要做的程序。我们用的是法律，我们的语言是结果。我们变成了两个不太会语言的人。这很好。一段时间之后，股权那部分回流了一个比例，另一部分在顾晚的项目里保留——这是我们谈判的结果。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没有故事是完美。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结果。

顾晚后来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她说：“项目开始了。谢谢你没有用你的权利把我压到地面。”她说这句让我的嘴角微微笑。我回：“你也谢谢你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戏剧。”她回一个笑脸。我们之间就到此。每个人在不同的路上走，我们都用脚测路。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有点空。空不是因为我失去了一段婚姻，是因为这段婚姻里填的很多东西也跟着走了。我把这个空拿去做别的东西。我去学摄影。我买了一台二手相机。我走到秦淮河边拍老人下棋。我去菜市场拍卖鱼的手。那只手抓的那条鱼一瞬间的挣扎，我拍下来，我把这个照片给我妈看，她说“抓住了”。我说“抓住了”。我把这个“抓住了”又拿去拍别的，生活里能抓住的东西非常多，但你不能一直抓，你抓太多会手里都滑掉。我练习测光。我练习把一个很乱的场面拉出线。

有人问我“你一个人过吗？”我说“我不是一个人。我和我妈，我和我的同事，我和这个城市的一些公司、一些窗口、一些街角，我跟他们一起过。”他们点头。你看，这就是一个地方。我把我的新照片贴在我的卡片上，我去城东一个小店做了一个展架。我写了一句非常空的句子：“没有下辈子，只有这一辈子。”这句不文学，是一个结果。有人看了把它拍下来发朋友圈。有人评论“狠”。我笑。我不喜欢被人叫“狠”。我只是那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

有人也许会想：你和季辰，从此就走各路？我们确实走各路。他的公司还在。我从那家公司退了五个点。我拿着那五个点做了一些小的投资，赚了一点。我在这个赚里不觉得自己成了任何一个角色。我就是一个做了几个事的人。我拍完一个项目后有一次遇到他。他在地铁里。他看见我，我看见他，我们互相微笑。他一直在学习“平庸”。他的衣服更朴素，他不再用那些词。他只是说：“你近来好。”我说：“好。”我们走开。这个城市把我们分开，把我们也依然放在同一个空气里。

我的邻居小吴后来从她男人那里离了。她在小区里跟我说：“梁姐，我也走了。”我笑，“走吧。他们比我们更容易走吗？”她说：“一点也不容易。我妈骂我，说‘你年轻人很任性’。我说‘妈你当年也是这样’。她哑。”我摸她的肩，“你走得很好。”她哭了一下又笑，“你这个人真怪，说话好听也不好听。”我说：“我没有要好听。我要你走得直。”

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件事不会成为一个“故事”。它不值得成为一个戏剧。我不喜欢那种把人变成观众里的一个角色的方式。我喜欢人的生活。生活里我们更像一只手。我把手伸出来拿东西。我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一碗稀饭，一盏灯，一个判决书，一条街。我的故事在这些东西上面生。我把“下辈子补偿”这句扔在背后，我把我的那句“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放在前面，变成“我不让你有机会逃避，我也不让自己落进故事里不出来”。这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站的姿势。这不是我天生的。这是我学的。我妈教我：你会学，你会知道。老孟也说：别用完力气。我没有用完。我的力气是公共的，我在我的每一天里分配它。

这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在雨花台那里拍照片，天空很高。我看见一个父亲牵着孩子，孩子手里拿一个泡泡棒，泡泡一个一个被风吹走，明亮，轻。我举起相机，按。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一个小展的主视觉。我在展览那天站在门口迎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走进来，站在那张泡泡照片前，她看了很久，她回头看我，说：“你这个泡泡，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看到泡泡，总哭。”我笑，“你现在还哭吗？”她摇头，“我现在不哭。”她走后我站在那里，光很软。我觉得我的生活在这边变得更像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任何一个剧，不是任何一个对立，不是任何一个“下辈子”。我在这辈子里，把我的手放在台面上，把我的眼睛往前看，走。我的妈在另一个街区的厨房哗哗地洗菜，她打电话过来：“你吃饭了吗？”我说：“吃了。”她说：“别忘了带伞。”我说：“不忘。”

某个晚上，我在家里，手机响。我接，是季辰。他说：“我想说最后一件事。”我沉。“说。”他吸一口气，“谢谢你那一句话，让我没有下辈子。你把我从一个故事里拉出来。这不是你欠我的，这是我欠你说的。你不用回。我只是说。”我没回。我挂掉。我站在窗边，外面有某个家里的电视声音漏出来，片尾曲很长。城市在这个声音里很轻。我把窗关上。我走到厨房，拿一个碗，盛一碗稀饭。我坐下来，吃。稀饭里的米把我带到一个最普通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是“你们”，不是“他们”。只是“我们”。

后来我也写。写我所拍的和我所走的。我用非常简单的句子。我等一个或者两个读者。我把这篇东西贴在我相机背后的便笺上。我每一次拿起相机都能看见那个便笺上的句子：不要用下辈子的词。只用这辈子的事。这句比任何文学都简。它足够了。

一天，我在地铁里碰见顾晚。她背着一个包，包里露出一个项目资料。我看她，她也看我，我们互相点头。她的樱桃耳环换成了一个极细的金线类的小挂饰。她看起来疲惫，但那种疲惫是完成一个阶段的疲惫，不是被某个男人的故事拖拽的疲惫。她对我微笑，她不说话。我也不说。两站之后她下车。她走进人群，她的背影被别人的肩房盖住。我站在那边，手挑着我的座位旁的扶手。我发现我手上有一条新的细纹。这是时间。时间是我们每个人的律师，它慢慢地把每一次案件审完。你在这个审里，别失去你的证据，也别失去你的手。你要接电话，也要挂电话，你要拿判决，也要拿一碗稀饭。你要告诉一个男人：没有下辈子。你要告诉自己：你不会让他有机会，你也不会让自己变成下辈子的传说。你在这辈子，写完你的句子。

我在我的句子里走。我走到一个小学生在雨里跑的地方，又走到一个老人晒太阳的地方。我拿我的相机，我收我的光，我把我的生活放在我的手心。那光对我说：你看吧。那光又对我说：你别看太久，也别看太短。那光最后对我说：你不用下辈子，你就活在这辈子这个光里。然后，我按下快门。声音像一次判决的开头。声音也像一碗稀饭的锅盖合上。声音还是像一个人说：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声音就是生活。生活就这样。我们就这样。我们在这里。你在这辈子。你在这辈子。你在这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