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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免费好用的电子书下载网站第一章 荔枝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七分。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冗长而疲惫的呻吟，窗外是南方盛夏黏稠的、化不开的绿。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风扇有气无力地转动，搅动着一池凝固的热空气。我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着人造革的椅背。对面，谢团长——…个免费好用的电子书下载网站
第一章 荔枝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七分。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冗长而疲惫的呻吟，窗外是南方盛夏黏稠的、化不开的绿。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风扇有气无力地转动，搅动着一池凝固的热空气。
我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着人造革的椅背。对面，谢团长——谢景原，正用他那双指节粗大、布满厚茧的手，不紧不慢地剥着一颗荔枝。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口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肩章上两杠一星，在昏暗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扎眼。
“小昭，”他开口，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尝尝。今年这批妃子笑，甜。”
他将那颗剥好的荔枝递过来。果肉晶莹剔C透，像一小块刚从冰窖里取出的玉，顶端沁出一点蜜汁。红色的果壳被他整齐地放在膝盖上摊开的报纸上，旁边已经堆了一小撮。他的妻子孙姨坐在他旁边，正用蒲扇给我扇着风，脸上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混合着慈爱与审视的微笑。
我的目光落在荔枝上。我知道，我应该接过来，感激地说一声“谢谢谢叔叔”，然后顺从地把它吃下去。就像过去三年里，我无数次顺从地接受他们家的一切馈赠一样。从父亲在钢厂出事，是谢景原动用关系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到我备战高考，孙姨每天变着花样送来的补品。我们家欠他的，是一笔用数字算不清的人情债。
可现在，这颗荔枝在我眼里，分量却重得像一块秤砣。
我的录取通知书就压在随身布包的最底层，那张印着“清华大学”四个字的薄纸，是我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船票。而这张船票，也是谢景原托战友加急从邮局取出来，亲自送到我手上的。他当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小昭，没给叔叔丢脸。”
孙姨在一旁笑着补充：“这孩子，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人了。”
“咱们家的人。”这句话像一根无形的线，从那颗荔枝上延伸出来，试图缠住我的手腕。
车厢猛地一晃，孙姨手里的蒲扇停了一下。谢景原的手依然稳稳地举在半空中，目光平静地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他习惯了等待，也习惯了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搏动。我能感觉到周围几双眼睛好奇地瞟过来。在这个小县城里，能和谢团长一家坐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拒绝他，尤其是在这样公开的场合，无异于一种冒犯。
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股混杂的气味让我有些晕眩。我抬起头，迎上谢景原的目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礼貌。
“谢谢谢叔叔，我不渴，也不爱吃甜的。”
我说谎了。酷热之下，没人能拒绝这样一颗冰凉多汁的水果。更何况，荔枝是这个季节最金贵的东西，我家一年也舍不得买一次。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秒。
孙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手里的蒲扇彻底停了下来。谢景原举着荔枝的手没有收回，但他眼神里的温度，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冷却下去。那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像一块被投入深井的石头，连回声都没有。
他沉默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将那颗荔枝放进了自己的嘴里。他咀嚼的动作很轻，但我仿佛能听到果肉被牙齿碾碎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也好，”他终于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女孩子家，是该注意点，太甜的东西容易发胖。”
他把手在报纸上擦了擦，然后将那张报纸连同果壳一起，仔细地对折、再对折，塞进了座位底下的缝隙里。整个过程，他再没有看我一眼。
孙姨干咳了一声，试图打破尴尬：“这孩子，就是客气。景原，你看，前面是不是快到站了？”
火车发出一声悠长的鸣笛，速度开始放缓。窗外的景色从模糊的绿块，逐渐清晰成具体的树木和农田。
我知道，有些东西，随着那颗被拒绝的荔枝，永远地改变了。我守住了我的船票，但代价是，我亲手斩断了身后的缆绳。从此，无论前方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我都只能一个人航行。
火车停稳时，谢景原站起身，帮我把沉重的行李箱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动作依然无可挑剔。他把它放在我脚边，沉声说：“小昭，到了北京，就是大人了。凡事自己多想想。”
“我知道了，谢谢谢叔叔，谢谢孙姨。”我低着头说。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和孙姨一起，随着人流往车门方向走去。我提着箱子，跟在他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像一个无关紧est的影子。
站台上人声鼎沸。我看着谢景原高大笔挺的背影在人群中穿行，他为我和孙姨开出一条路。直到我们走到出站口，他停下来，最后一次转向我。
“我们去那边坐车，”他指了指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吉普车，“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这是一句告别。不是“我们送你”，而是“你去吧”。
“嗯。”我点点头，感觉喉咙发紧。
孙姨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十元的大团结，硬塞进我手里：“孩子，穷家富路，拿着。到了学校安顿好了，给我们来个信。”
我没有再拒绝。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情分了。
“谢谢孙姨。”
他们转身离去，再没有回头。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挂着军牌的绿色吉普车汇入车流，最终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手里攥着那几十块钱，被汗水浸得又湿又软。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行李箱，旁边还放着一个布袋，里面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一本被我翻得起了毛边的《英汉大词典》。
北京，我来了。
一个人。
第二章 绿皮火车
火车再次开动时，我对面的座位已经空了。谢景原留下的那份叠得方方正正的报纸，还塞在座位底下，像一个沉默的证据。我没有去动它，只是将视线转向窗外。站台向后退去，那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南方小城，连同那些复杂的人情与恩惠，都一并被抛在了身后。
从我的家乡到北京，需要三十三个小时。
我从布袋里拿出录取通知书，又看了一遍。纸张的边缘已经有些卷曲，但“林昭”两个字和“清华大学建筑系”那行小字，依然清晰得像是烙印。我的父亲叫林建业，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这个名字，这个专业，都寄托着他的期望。
三年前，父亲在钢厂的高炉边值夜班，因为设备老化，发生了小规模的煤气泄漏。他为了抢救一个年轻的工友，自己吸入了过量废气，倒在岗位上。厂里只愿意赔付几百块钱，说是他自己操作不当。母亲哭着跑了无数次，连厂长的面都见不到。
是谢景原帮了我们。
他是父亲的远房战友，退伍转业后分到了我们市的武装部。他亲自带着法医和厂里的负责人对峙，指出了报告里的漏洞，又动用了他在市里的关系。最后，厂里不仅全额报销了父亲的医药费，还赔偿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钱，并且保留了父亲的岗位，让他转去了清闲的收发室。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天，就多了一半是姓谢的。
母亲常说：“小昭，谢叔叔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完。”
我还记得父亲出院后，第一次去谢家道谢。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个被高墙围起来的军区大院。谢家的房子宽敞明亮，地板是水磨石的，一尘不染。孙姨端出用玻璃杯装着的糖水，里面还放了两片柠檬。那种酸甜清新的味道，我记了很多年。
谢景原没有儿子，只有一个比我大几岁、在省城读师范的女儿。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期许。他会考校我的功课，给我讲战斗英雄的故事，鼓励我“要有出息”。
高三那年，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套内部发行的复习资料，比学校老师的还好用。孙姨则每天计算着我的营养，鸡蛋、牛奶、核桃……那些我们家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源源不断地送到我家那栋破旧的筒子楼里。
周围的邻居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他们羡慕，也嫉妒。他们说，林家这丫头有福气，攀上了高枝。
我曾经也以为这是福气。直到高考结束，我的估分超过了清华的线，谢景原和孙姨来我家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孙姨开始拉着我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昭以后就是我们的半个女儿了，等毕了业，就留在北京，叔叔给你安排好工作。”
母亲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那敢情好，我们小昭就托付给你们了”。
只有我自己，在他们热切的目光里，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窒息。他们为我规划的未来，清晰、平坦，像一条铺好了地毯的走廊，通向一个金碧辉煌但没有窗户的房间。我能看见尽头的光，却闻不到一丝自由的风。
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我从布袋里拿出那本《英汉大词典》。砖头一样厚重，暗红色的硬壳封面，边角已经被我摩挲得发亮。这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在旧书市场淘来的。我喜欢那些陌生的单词，它们像一个个等待解锁的密码，背后是另一个广阔的世界。我渴望去看看那个世界。
火车有节奏地“哐当”作响，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周围的旅客大多已经昏昏欲睡。我翻开词典，从夹在里面的书签开始看起。
“Abandon，”我用唇语默念着，“放弃，抛弃，舍弃。”
这个词在今天，似乎有了特别的含义。
夜幕降临，车厢里亮起了昏黄的灯。我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又冷又硬的馒头，就着凉白开往下咽。路过我们车厢的餐车服务员推着小车，高声叫卖着：“盒饭，五块钱一份，有荤有素！”
五块钱，那是我家一个星期的菜钱。孙姨塞给我的钱，我仔细地叠好，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那不是馈赠，是一笔需要偿还的、带着利息的借款。我告诉自己，这笔钱，连同过去那些人情，我将来都要一点一点，清清楚楚地还回去。
深夜，我蜷缩在座位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临走前一晚，母亲一边帮我整理行李，一边絮絮叨叨：“到了北京，要多去谢叔叔家走动。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头不容易，有他们照应着，妈才放心。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谢叔叔是真心为你好。”
我当时只是“嗯”了一声。我无法向母亲解释我内心的恐惧。在她看来，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而我那些关于“独立”和“自我”的念头，则是忘恩负义的、可耻的自私。
火车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车厢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我看着窗户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一个瘦弱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倔强的女孩。
在无边的黑暗里，我对自己说，林昭，你没有做错。
天亮时，火车进入了华北平原。窗外的景色从连绵的丘陵变成了无垠的田野，天也变得更高，更蓝。空气里不再有南方的湿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干燥而凛冽的气息。
我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开始给家里写第一封信。我想了很久，才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火车上遇到了谢叔叔和孙姨，他们对我很好。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我没有提那颗荔枝。
第三章 报到
八月二十二日，清晨。火车在晚点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驶入北京站。当我提着沉重的行李，随着人潮走出车站时，一股夹杂着煤烟味的干燥热风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眩晕——宽阔的长安街，望不到头的自行车流，以及远处在晨光中轮廓模糊的苏式建筑。
这就是北京。它巨大、开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指示，找到了学校设在车站的出迎点。几张简陋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戴着校徽的学长学姐，头顶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热烈欢迎新同学”。
我排在队伍后面，前面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他身边围着父母、爷爷奶奶，一家人七嘴八舌地叮嘱着什么。他的母亲正把一个剥了皮的煮鸡蛋塞进他嘴里，一边说：“多吃点，路上累坏了吧。”
那个男生有些不耐烦地躲开，但还是把鸡蛋吃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的肚子。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只吃了一个半馒头。孙姨给的钱，我一张都还没动。
轮到我了，一个戴眼镜的学长接过我的通知书，看了一眼，热情地说：“建筑系的学妹啊，欢迎欢迎！我们系今年可就招了你们这三十个宝贝。”他指了指旁边一辆半旧的大巴车，“先上车吧，人齐了就发车去学校。”
我道了谢，把笨重的箱子奋力拖上车。车上已经坐了几个同学，大多和我一样，脸上带着混合着疲惫与兴奋的神情，好奇地打量着彼此。没有人说话，车厢里只有行李箱和地面摩擦发出的声响。
大巴车在城里穿行，我贪婪地看着窗外的一切。天安门、故宫的红墙黄瓦、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所有只在书本和画报上见过的景象，此刻都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宏大，让我短暂地忘记了旅途的劳顿和内心的不安。
一个小时后，车子驶入了清华园。当那座标志性的二校门出现在眼前时，车上的同学都发出了小小的惊呼。我也忍不住挺直了脊背。这里就是我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要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报到的流程繁琐但有序。我领了宿舍钥匙、饭票、借书证，还有一套蓝色的、印着“清华”字样的新被褥。抱着这一大堆东西，我在学长的指引下，找到了自己的宿舍——七号楼，室。
宿舍是四人间，水泥地面，白色的墙壁有些斑驳。靠墙摆着两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和四张简单的书桌。我已经有两个室友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叫徐静，短发，看起来很精明干练。另一个来自哈尔滨，叫陈楠，高高大大，性格爽朗，一开口就是一股大碴子味儿。
“你好，我叫林昭，江苏来的。”我把东西放在空着的那个下铺，有些拘谨地自我介绍。
“江苏？好地方啊，鱼米之乡。”陈楠笑着过来帮我把被褥抱到床上，“快歇会儿吧，看你这小脸白的。路上几天没睡好？”
“还好。”我感激地笑了笑。
徐静从她的书桌前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朝我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继续整理她那些用各种颜料和画笔。她的桌上摆着一个崭新的、带密码锁的皮箱，和我的那个破旧的木头箱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办饭卡充值。我捏着口袋里那几十块钱，在窗口前犹豫了很久。后面的同学催促道：“快点啊，同学。”
我咬咬牙，递过去二十块钱和一张五块的饭票。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给我办好手续，把饭卡递给我。我看着卡里显示的余额“”，心里盘算着，省着点吃，一天八毛钱，这笔钱大概能撑一个月。
晚饭，我在食堂打了一份米饭，一份炒白菜，总共两毛五。白菜里没什么油水，但我吃得格外香。食堂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口音。我坐在角落里，听着周围的谈笑风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和过去那个被“恩情”包裹得密不透风的世界，隔了千山万水。
这里没有人知道谢团长，没有人关心我来自哪个小城，更没有人会因为我拒绝了一颗荔枝而改变对我的态度。在这里，我只是林昭，一个普通的清华新生。成绩，是我唯一的通行证。
晚上，宿舍楼里很热闹。大家都在和家人写信，或者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陈楠在和她妈妈打电话，用的是楼道里那部唯一的公用电话，声音大得半层楼都能听见：“妈！我到啦！都挺好的！就是有点想你做的酸菜炖粉条子！”
徐静在安静地看一本原版小说，时不时用钢笔在旁边做笔记。
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也摊开了信纸。这是到北京后给家里的第二封信。我详细地描述了学校的景色，食堂的饭菜，还有我的新室友们。我想让母亲放心。
写到最后，我停下笔，想起了孙姨塞给我的那几十块钱。我把它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来，抚平上面的褶皱。然后，我从里面抽出三十块钱，小心翼翼地夹在了信封里。
我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妈，我在学校申请了勤工俭学岗位，吃饭有补助，钱够用。这三十块钱您先拿着，给爸买点好吃的。不用担心我，一切都好。”
我把信封糊好，写上地址。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姿态。我想告诉母亲，也告诉自己，我可以靠自己。
躺在床上，陌生的枕头带着一股阳光和棉絮的味道。隔壁床的陈楠已经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窗外透进来的、模糊的光影。
未来充满了未知，贫穷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第四章 第一封信
九月初，北京的秋天来得猝不及防。一场雨后，空气里的燥热就被冲刷干净，只剩下清冽的凉意。校园里的银杏树叶子开始泛黄，给这座严谨的工科校园添了几分诗意。
军训开始了。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在东大操场集合，站军姿、踢正步、走队列。教官是国防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板着脸的样子很有威严。
高强度的训练让我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我本来就瘦，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几天下来，站军姿的时候眼前常常阵阵发黑。但我咬着牙，一声不吭。休息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在抱怨，或者嬉笑着打闹，我则躲在角落里，拿出那本厚重的词典背单词。
“林昭，你真是个怪人。”休息间隙，同系的男生张远凑过来说。他家是北京的，军训服里还套着一件时髦的运动衫，“大家都在放松，你还看书，不累吗？”
“习惯了。”我头也不抬地回答。
“你这么用功，以后肯定是学霸。”他笑了笑，递给我一瓶橘子汽水，“喏，请你喝。”
我看了看那瓶冒着气泡的橙色液体，摇了摇头：“谢谢，我不渴。”
又是“不渴”。这个借口似乎已经成了我的本能。我只是不想欠任何人的。一瓶汽水虽然不贵，但它代表着一种人情的开始。而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张远有些尴尬地收回手，耸了耸肩，走开了。
我能感觉到周围同学投来的异样目光。开学半个多月，我在班里几乎没交到什么朋友。我不参加宿舍的夜谈会，也很少参与集体活动。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个孤僻、不合群，甚至有点清高的书呆子。
我不在乎。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必须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除了军训和上课，我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那里的藏书浩如烟海，尤其是外文期刊阅览室，简直是我的天堂。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国外的建筑杂志，那些新颖的设计理念、大胆的结构形式，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海里一扇又一扇的门。
勤工俭学的岗位也申请下来了，在图书馆做出纳，负责借还书登记。每个月有十五块钱的补助。虽然辛苦，但我心里踏实。这意味着，我不用再动用家里寄来的钱，甚至还能攒下一点。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了母亲的回信。信封很厚，拆开一看，除了两页信纸，还有我寄回去的那三十块钱，以及另外凑的二十块。
母亲在信里写道：“小昭，家里不缺钱，你一个人在北京，吃穿用度哪样不要钱？你爸的工资够我们花了。你在外面，千万不能亏了自己。你申请勤gao俭学的事，妈知道了。你一个女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要为了省钱把身体搞垮了。你要是钱不够，就跟妈说，千万别硬撑着。”
信的字里行间，都是母亲的担忧。我能想象她写信时紧锁的眉头。
信的后半段，话锋一转：“前几天，你孙姨来我们家了，送来两只老母鸡，说是给你补身子剩下的。她问了你好几次，问你在学校习不习惯，钱够不够花。我跟她说你一切都好，申请了补助，不用家里操心。你孙姨听了，半天没说话。她说，你们谢叔叔过阵下个月可能要去北京开会，到时候会去学校看你。”
看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沉。
谢景原要来北京。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进我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我握着信纸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母亲在信的结尾写道：“小昭，你谢叔叔和孙姨是真心关心你。等他去了，你一定要好好招待，陪他逛逛校园。别再像在火车上那样不懂事了。听妈的话，啊？”
“不懂事”。在母亲眼里，我的坚持和独立，就是不懂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反复想着这件事。谢景原要来，我能躲得掉吗？如果他来了，我要怎么面对他？是像母亲期望的那样，热情地、感激地扮演一个“懂事的晚辈”，还是继续保持距离，清晰地表明我的态度？
选择前者，意味着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那根无形的线会再次缠上来。选择后者，则意味着彻底的决裂，不仅是和谢家，甚至可能让我和母亲之间产生隔阂。
窗外，月光如水。宿舍里静悄悄的。徐静在梦里翻了个身，发出轻微的呓语。陈楠的鼾声依旧响亮而有节奏。
我忽然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因为没有朋友，不是因为远离家乡，而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我的坚持，我的挣扎，在最亲近的人看来，却是小题大做、忘恩负义的偏执。
我从床上坐起来，借着月光，看着书桌上那本摊开的词典。书页上，一个我刚刚背过的单词跳入眼帘——“Dignity”。
尊严。
我反复咀嚼着这个词。它不像“Abandon”那样充满了决绝的意味，但它更沉重，也更根本。我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守住这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尊严吗？
我重新躺下，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决定。
我不能躲。但我也不必迎合。我就在这里，在清华园里，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他要来，便来。我能给他的，只有合乎礼节的、一个普通晚辈对长辈的尊重。
至于其他的，比如那份被预设好的未来，那份沉重如山的“恩情”，对不起，我给不了。
第五章 助学金
十月，北京的秋意更浓了。香山的红叶开得漫山遍野，同学们都在商量着周末结伴去秋游。宿舍里，陈楠兴奋地计划着要带什么零食，徐静也被说动，答应一起去画几张写生。
“林昭，你去吗？”陈楠问我。
我正埋头处理一堆刚从院系办公室领回来的表格，头也不抬地回答：“不去了，周末图书馆有事。”
“又是图书馆，”陈楠撇撇嘴，“你都快成书里的蠹虫了。出去玩玩嘛，整天闷着多没意思。”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我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去香山来回的车票、门票，加上一点零食，至少要花掉三四块钱。这笔钱，够我吃一个星期的饭了。
我正在填的，是国家助学金的申请表。这是比勤工俭学更重要的一笔“收入”。助学金分好几个等级，最高的一等，每个月有二十二块钱。如果能申请到，我的生活就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但申请的过程，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除了填写详细的家庭情况，还需要辅导员和系里盖章，最后由学校统一评审。这意味着，我必须把家里的窘迫，赤裸裸地摊开在老师和同学面前。
辅导员姓王，是个刚毕业留校的年轻老师。他看着我的申请表，眉头皱了皱：“林昭同学，你父亲还在工作，母亲也没有生病，按政策，你的情况不算最困难的。”
我攥紧了衣角，轻声解释：“王老师，我父亲之前因为工伤，身体不好，只能在收发室拿基本工资。家里……没什么积蓄。”我没有提谢景原，那是我最后的底线。提了他，就等于承认自己还有“后路”，这份申请也就没了希望。
王老师沉吟片刻，说：“这样吧，你再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重点说明一下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收入情况。我帮你交上去，但最后批不批，批哪个等级，我不能保证。”
“谢谢王老师。”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从办公室出来，我的手心全是冷汗。那种把自己的“穷”当成一个项目来反复陈述和证明的感觉，像被剥了一层皮。尊严和生存，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对矛盾体。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等待消息。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我更加拼命地学习和工作。在图书馆，我把所有类目的图书位置都背得滚瓜烂熟，有同学找书，我能立刻指出在哪一排哪一架。我的效率很高，负责管理我们的刘老师傅对我赞不G不绝。
一天下午，我在书库整理旧期刊，徐静走了进来。她很少来我工作的区域。
“林昭，”她开门见山，“我听说你在申请助学金？”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不自在。消息传得真快。
“我们班，好像有好几个人都申请了。”她推了推眼镜，语气很平静，“张远也申请了。”
“张远？”我有些惊讶。那个穿着时髦运动衫，喝着橘子汽水的北京男生，他家看起来条件很好。
“他爸妈离婚了，他跟他妈过，他妈下岗了，没收入。”徐静淡淡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看着光鲜的不一定就真光鲜。”
我沉默了。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军奋战，却没想过，在这座巨大的校园里，隐藏着许多和我一样，在为生计奔波的灵魂。
“我不是来打探你的隐私。”徐静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我上个月稿费，不多，五十块。你先拿着应急。算我借你的，以后你手头宽裕了再还我。”
我愣住了，看着那个信封，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徐静的父亲是上海一家报社的主编，她从小文笔就好，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和短评。
“我……”我张了张嘴，想拒绝。但“不”字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和拒绝谢景原的荔枝、张远的汽水不同，徐静的帮助，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感。她的眼神很平静，像是在谈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拿着吧。”她把信封塞进我手里，“我们是室友。”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书架的阴影里，手里捏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信封不厚，却仿佛有千斤重。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情”，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预设任何未来，它只是基于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来北京两个月，我像一只刺猬，竖起全身的尖刺，警惕地防备着所有人。但此刻，徐静的举动，却让我坚硬的外壳裂开了一条缝。
那天晚上，我没有立刻把钱还给她。我把它和母亲寄来的钱放在一起，郑重地在我的小账本上记下：十月二十八日，借徐静五十元。
我告诉自己，这笔钱，我必须尽快还上。它提醒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可以选择接受来自同类的温暖，而不是仰仗权力的庇荫。
几天后，助学金的评定结果下来了。我拿到的是二等，每个月十五块。虽然不是最高，但也足以大大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加上勤工俭学的十五块，我每个月有了三十块的固定“收入”。
我第一时间找到徐静，想把钱还给她。
她却摆摆手：“不急。你先用着。等你什么时候想请我吃一顿红烧肉了，再还我也不迟。”
看着她嘴角那抹淡淡的笑意，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红烧肉，在当时的食堂，是一道需要两块钱和四两饭票的“大菜”。我暗暗下定决心，这个学期结束前，我一定要请她吃上。
第六章 冬天
十一月，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一夜之间，气温就降到了零度以下。宿舍里还没有开始供暖，每天早上起床，都是一场酷刑。
我没有冬衣。从南方带来的最厚的衣服，不过是一件薄毛衣和一件夹克。这点装备在北方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面前，脆弱得像一层纸。每天从宿舍走到教室，短短十分钟的路，我都要被冻得手脚僵硬，嘴唇发紫。
陈楠看不下去了。她翻出自己的一件旧棉袄，硬要塞给我：“林昭，你先穿着。这衣服我穿有点小了，放着也是浪费。”
那是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很厚实，但样式已经很旧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这一次，我没有说“谢谢，我不需要”。我知道，我需要。在生存面前，一些无谓的自尊心显得矫情。
“谢谢你，陈楠。”我轻声说。
“嗨，谢啥！咱们一个宿舍的，谁跟谁啊！”她豪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快穿上试试，看合不合身。”
棉袄有些大，穿在我身上空荡荡的，像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但它很暖和。那种被棉花包裹的踏实感，瞬间驱散了侵入骨髓的寒意。
穿着陈楠的棉袄，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不那么孤单了。徐静的钱，陈楠的衣服，这些来自室友的温暖，像冬日里的一盆炭火，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但寒冷不仅仅来自天气。
谢景原要来北京的消息，像一把悬在我头顶的剑。母亲在之后的信里又提过两次，一次是说他的会期待定了，就在十一月中旬；另一次是千叮万嘱，让我一定要主动联系他，去他开会住的招待所拜访一下。
“招待所的地址和电话，我让你孙姨写在一张纸上了，一起寄给你。你收到了就给他打个电话，别等人家来找你，那多不懂事。”母亲在信里这样写道。
那张写着地址和电话的纸条，我一直压在词典的最深处，没有去看。
我害怕。我害怕那个电话一旦打过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我害怕听到谢景原那沉稳而有力的声音，害怕他问我“为什么不吃那颗荔枝”，害怕他再说出那句“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人了”。
我选择了逃避。我告诉自己，他只是来开会，那么忙，不一定有时间来学校。也许，他已经忘了我这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天气预报说，这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整理书籍。暖气管道发出嗡嗡的声响，室内温暖如春。窗外，枯黄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喜欢这种隔绝感，仿佛只要待在这里，外界的一切风雨都与我无关。
下午四点多，图书馆快要闭馆了。我正在登记最后一批还回来的书，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麻烦问一下，建筑系大一的林昭同学，是在这里工作吗？”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来，沉稳，带着军人特有的穿透力。
我的手一抖，手里的印章掉在了桌子上，在登记本上留下一个模糊的红色印记。
我僵硬地抬起头，越过高高的柜台，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那个人。
是谢景原。
他穿着一件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大衣，里面是熨烫平整的军装。身姿依然挺拔，只是脸庞在北方干燥的空气里，显得比夏天时更加清瘦和严肃。他的目光如炬，穿过昏暗的大厅，精准地落在我身上。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是王辅导员。王老师脸上带着恭敬而又有些局促的笑容，正在对他说着什么。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还是来了。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直接找到了这里。
我看到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向他投去好奇和敬畏的目光。他身上的那股气场，是这个象牙塔里罕见的。
“林昭同学，”王辅导员也看到了我，朝我招了招手，“快过来，你叔叔来看你了。”
我机械地放下手里的工作，从柜台后面绕了出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又快又重，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我走到他们面前，低着头，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谢……叔叔。”我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谢景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目光很复杂，有审视，有关切，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失望。他看到了我身上那件不合身的、旧棉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怎么穿成这样？”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在火车上时更加低沉，“家里寄来的钱，不够花吗？”
他的问题像一记重拳，打在我的软肋上。当着辅导员的面，他直接点破了我极力想要掩盖的窘迫。
我窘迫得无地自容，脸颊火辣辣地烧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够花，那这身衣服怎么解释？说不够花，那岂不是证明我当初的“独立”宣言就是一个笑话？
“谢首长，您误会了。”王辅导员赶紧打圆场，“林昭同学很节俭，也很要强，她申请了学校的助学金和勤工俭学岗位，是我们的优秀学生。”
“节俭？”谢景原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我倒觉得，是有点分不清主次。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不是去挣那几块钱。把身体搞垮了，得不偿失。”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他否定了我的努力，否定了我的选择，否定了我引以为傲的独立。在他眼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式的、不识大体的固执。
图书馆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小丑。
那一天，北京的冬天，格外的冷。
第七章 那通电话
谢景原没有在图书馆久留。在王辅导员的“陪同”下，他象征性地参观了一下，然后便提出要和我单独谈谈。
我们走在校园里。十一月的傍晚，天色暗得很快。路灯一盏盏亮起，在地上投下我们一长一短两个影子。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隔着两步的距离。谁也没有说话。
寒风吹过，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
“冷吗？”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问我。
“不冷。”我低声回答。
他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无奈，仿佛在看一个执拗得不可理喻的孩子。“林昭，我们之间，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我没有作声。
他叹了口气，从呢子大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你孙姨让我带给你的。里面是两百块钱，还有几张全国通用的粮票。你拿着，去买件像样的羽绒服。北京的冬天，不是你身上这件东西能扛过去的。”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下达一个命令。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去接。火车上那几十块钱，还压在我的箱底，现在又来了两百块。这笔钱，像一条更粗的绳索，想要将我牢牢捆住。
“谢叔叔，我不能要。”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我有助学金，还有勤工俭学的补助，钱够用。这件衣服是同学借给我的，很暖和。”
“同学？”他似乎觉得有些好笑，“你指望同学能帮你到什么时候？毕业了，工作了，你还指望同学借钱给你在北京买房子吗？”
他的话很现实，也很残酷。
“林昭，”他放缓了语气，试图讲道理，“我承认，你很聪明，也很努力。能考上清华，是你自己的本事。但是，这个社会，光有本事是不够的。人情，关系，这些东西，有时候比你的分数更重要。你父亲的事，就是个例子。没有我，你现在可能还在为他的医药费发愁，更别提安心高考了。”
他旧事重提，像是在提醒我，我的一切都建立在他的“恩情”之上。
“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跟我划清界限，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他向前一步，几乎是逼视着我，“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子侄辈看待，我希望你好。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太明白了。他所谓的“好”，是按照他的设计，在他的掌控之下的“好”。他要的是一个听话、感恩、并且愿意用未来作为回报的“子侄”。
而我，偏偏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谢叔叔，我很感激您为我们家做的一切。”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我努力让它保持平稳，“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得。将来我工作了，挣钱了，一定会报答您。但是，我现在是学生，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完成我的学业。这是两码事。”
“报答？”他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摇了摇头，“林昭，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以为我帮你，是为了你那点工资吗？我缺你那点钱吗？”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沉而锐利：“我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材。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个平台，让你走得更高，更远。这个平台，不是你靠着在图书馆打杂就能换来的。你现在拒绝的，不只是两百块钱，而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你少奋斗十年的机会。”
少奋斗十年。这句话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我何尝不知道，在这个年代，一个有力的靠山意味着什么。它可以是留京的名额，可以是分配到好单位的指标，甚至可以是未来平步青云的阶梯。
而我，正在亲手推开这一切。
“谢谢您的好意。”我深吸了一口气，寒冷的空气呛得我喉咙生疼，“但是，我想自己走。”
这是我的回答。清晰，而决绝。
谢景原定定地看了我很久。他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失望，最后变成了一种冰冷的平静。他缓缓地收回了那个信封，揣回大衣口袋。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你有骨气。我希望你将来，不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
说完，他转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头。他高大的背影很快就融入了夜色之中，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浑身冰冷。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陈楠和徐静找到了我。
“林昭！你跑哪儿去了？吓死我们了！”陈楠拉着我的胳膊，一脸焦急，“听说你叔叔来了？人呢？”
“走了。”我的声音嘶哑。
徐静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脱下自己的围巾，围在了我的脖子上。那条羊毛围巾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没有去图书馆，而是去了邮局。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母亲寄来的五十块，徐静借给我的五十块，还有我自己攒下的二十多块，凑了一百二十块钱，全部寄回了家。
我在附言里写道：“妈，钱收到了。谢叔叔来看过我了，我一切都好。这些钱您先拿着，如果孙姨再送东西来，请您一定按照市价把钱给她们。我们不能再欠了。”
做完这一切，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和一堆饭票。但我感觉，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我给谢景原住的招待所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谢叔叔，是我，林昭。”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他平淡的声音：“有事吗？”
“我只是想告诉您，谢谢您的关心。也请代我向孙姨问好。以后，请不要再给我们家寄钱送东西了。我们心领了。但是，我们不能再要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知道了。”最终，他只说了这四个字，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我慢慢地放下了话筒。
我知道，这通电话之后，我和谢家之间那条名为“恩情”的线，算是彻底断了。
第八章 图书馆的冬天
和谢景原摊牌之后，我的生活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内里却起了波澜。
首先是家里的来信。母亲的信里，第一次出现了责备的语气。她说我不懂人情世故，把大恩人得罪了。她说孙姨自那以后再没来过我们家，邻居们看她的眼神都变了，好像我们家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谢叔叔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这么犟呢？妈知道你有志气，可志气不能当饭吃啊！你这样把人情都推干净了，以后遇到难处，谁还肯帮你？”
信的末尾，是母亲无力的叹息。
我看着信，心里很难过，却无从辩解。在母亲的世界里，人情就是一张网，互相拉扯，互相依靠，才能安稳度日。而我，却亲手撕破了那张最大的安全网。
我只能在回信里，一遍遍地向她保证，我能照顾好自己，我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我知道这些保证在母亲看来很苍白，但我只能这么做。
学校里的日子，也因为贫穷而变得更加具体和艰难。寄钱回家后，我真正成了一穷二白。为了省钱，我把每天的伙食标准降到了五毛钱。早上一个馒头，一分钱的咸菜；中午和晚饭，都是二两米饭配一份最便宜的素菜。食堂打菜的师傅都认识我了，有时会悄悄多给我一勺菜汤。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像一根被风一吹就要倒的芦苇。陈楠看不下去，总是借口自己买多了，硬塞给我一个包子或者一个苹果。徐静则会不动声色地在我的书桌上放一盒牛奶。
我记下她们的每一份好意，在心里的小账本上一笔一笔记下。我告诉自己，这些情谊，和谢家的“恩情”不同。它们是平等的，是温暖的，是我黑暗日子里的一束光。
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和图书馆的工作中。图书馆成了我真正的避难所。那里有暖气，可以抵御窗外的严寒；那里有书籍，可以喂饱我饥渴的灵魂。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建筑史、结构力学、材料学、美术构成……每一门课程，我都力求做到最好。我的作业，永远是全班交得最早、质量最高的之一。任课的教授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总是坐在第一排、眼神专注的瘦弱女孩。
特别是教我们《外国建筑史》的张教授，一个留德归来的老学者。他很欣赏我的作业里表现出的独立思考能力。一次课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画的一份帕提农神庙的结构分析图说：“林昭同学，你的图画得很细，但你的理解，不止于画图。你对黄金分割的看法，很有意思。你读过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吗？”
“读过图书馆的译本，但感觉翻译得有些地方很晦涩。”我老实回答。
“嗯，”他点点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德文原版书，“学建筑，尤其是西方建筑，语言是第一关。光靠译本，永远是隔靴搔痒。你有英语基础，我建议你再学一门德语或者法语。将来，对你大有裨益。”
张教授的话，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开始利用一切课余时间自学德语。那本英汉词典旁边，又多了一本《德汉小词典》。过程很枯燥，但每掌握一个新单词，一种新语法，我都感觉自己离那个更广阔的世界又近了一步。
冬天最冷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感冒。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浑身酸痛，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陈楠和徐静轮流照顾我，给我打水、喂药、去食堂打稀饭。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她们在小声说话。
“林昭也太拼了，”陈楠说，“她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怎么感觉她像是在跟谁较劲一样。”
徐静沉默了一会儿，说：“她不是在跟谁较劲，她是在跟自己较劲。她想证明一些东西。”
“证明什么？”
“证明不依靠任何人，她也能站得住。”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原来，还是有人懂我的。
病好之后，我更加珍惜时间。期末考试，我所有科目都拿到了“优”。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系里奖学金的公示名单上。虽然只是三等奖学金，五十块钱，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是清华对我过去半年所有努力的第一次官方认可。
拿着那五十块钱，我第一时间找到徐静，把钱还给了她。
“说好了，要请你吃红烧肉的。”我笑着说。
徐静接过钱，也笑了：“好。不过不是现在。等你什么时候拿了一等奖学金，再请我吃。”
寒假，我没有回家。一张来回的火车票要将近四十块钱，我舍不得。而且，我害怕回去面对母亲的唠叨和邻居们异样的眼光。我以“要留在学校复习功课”为由，留在了北京。
偌大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除夕夜，外面是零星的鞭炮声。我一个人在宿舍，就着开水，啃着干硬的馒头。孤独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就在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是徐静，她也没有回家。
她提着一个饭盒，走进来，说：“我爸妈给我寄了些吃的。一起吃吧。”
饭盒打开，里面是几样精致的上海菜：酱鸭，熏鱼，还有热气腾腾的八宝饭。
那个除夕夜，我们两个人，就着两张书桌拼成的“餐桌”，吃了一顿最丰盛的年夜饭。窗外是璀璨的烟火，室内是温暖的灯光和食物的香气。
我忽然觉得，冬天，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熬了。
第九章 转折
大一下学期的生活，在平静和忙碌中展开。有了奖学金和助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我终于可以不再为下一顿饭发愁，甚至能偶尔买一本专业书，或者和徐静、陈楠一起，去看一场两毛钱的学生电影。
我还是那个在同学眼中有些“独”的林昭，但我的世界不再是完全封闭的。陈楠的爽朗和徐静的睿智，像两束不同色调的光，照进了我原本灰暗的生活。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会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讨论未来的理想。
我的德语学习也初见成效。在张教授的指导下，我已经可以磕磕绊绊地阅读一些简单的德文建筑文献。知识的壁垒被一点点打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快乐。
然而，就在我以为生活将这样一帆风顺地继续下去时，一个从家乡寄来的电报，再次将我打入了深渊。
那是四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上课。王辅导员匆匆走进教室，把我叫了出去。
“林昭，你家的电报。”他把一张薄薄的纸递给我，神色凝重。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电报这种东西，除非是万分紧急的大事，否则没人会用。
我颤抖着手打开电报，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母病危，速归。”
那一瞬间，我感觉天旋地转。
母亲病了？病危？怎么会？上周的信里，她还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有点咳嗽。
我冲回宿舍，疯了似的收拾东西。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只有一个念头：回家，我必须马上回家。
可我没有钱。我所有的钱，加起来不到二十块。一张去我老家的硬座火车票，要三十七块五。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宿舍里团团转。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林昭，你冷静点！”徐静按住我的肩膀，强迫我看着她，“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妈……我妈病危……”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钱不够吗？”她立刻反应过来，“我这里有。我上个月的稿费刚到，还有我爸妈给的生活费，加起来有一百多，你先拿着！”
陈楠也把自己的钱包掏了出来：“我这儿还有四十多，都给你！”
我看着她们递过来的钱，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谢谢……谢谢你们……”
“别说这些了，快去买票！”
我拿着她们凑的钱，冲向了学校的售票点。但最近一趟去我那个方向的火车，是明天早上的。而且只剩下无座票。
“不行，我等不了那么久。”我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一个我极力想要忘记，却在此刻无比清晰的念头。
谢景原。
他有关系，他有能力。如果我求他，他一定能帮我弄到最快一趟车的卧铺票，甚至可能动用军区的关系，让我更快地回到家。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一边是母亲的生命，一边是我坚守了近一年的“尊严”和“独立”。
我该怎么选？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校园里，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共电话亭。我看着那部黑色的转盘电话，心里天人交战。
只要我拨通那个我刻意忘记的号码，只要我开口求他，所有的问题似乎都能迎刃而解。我甚至能想象，他会在电话那头，用他一贯沉稳的语气说：“别急，我来安排。”
然后呢？然后我好不容易斩断的线，会重新接上，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牢固。这一次，我欠他的，将可能是我母亲的性命。这份债，我将永生永世也还不清。
我的手在口袋里，紧紧攥着那张写着谢家电话的、早已被汗水浸透的纸条。
不。
一个声音在我心底呐喊。
林昭，你不能。
如果你今天打了这个电话，你过去所有的坚持，所有的苦难，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你将再次变回那个需要被施舍、被掌控的林昭。
可是，妈妈……
我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脸，她为我缝补衣服时专注的神情，她往我信封里塞钱时担忧的眼神。如果因为我的固执，耽误了她的治疗，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痛苦像两只巨手，撕扯着我的灵魂。
我站在电话亭前，站了很久很久。天色由明转暗。有同学走过来，想打电话，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又默默地走开了。
最终，我还是拿起了话筒。
但我的手，却没有伸向转盘。
我拨通了另一个号码——张教授办公室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他通常还在办公室看书。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哪位？”是张教授苍老而温和的声音。
“张教授，是我，林昭。”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抖，“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我……我遇到了一点急事。”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母亲病危、我需要钱和车票的事情说了一遍。我没有哭，但我知道我的声音听起来一定很绝望。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久的沉默，让我的一颗心沉到了谷底。我甚至开始后悔，我怎么能向一位只在学业上指导我的老师，提出这样冒昧的请求？
“林昭同学，”张教授终于开口，声音很严肃，“你现在在哪里？”
“在……在宿舍楼下的电话亭。”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我马上过去。”
第十章 我的选择
十分钟后，张教授骑着他那辆半旧的凤凰牌自行车，出现在了电话亭前。四月的夜晚还有些凉，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中山装，额头上却冒着细汗。
“孩子，别急。”他把车停好，走到我面前，语气温和而坚定，“天大的事，一件一件来解决。”
他看着我红肿的眼睛，叹了口气：“走，跟我去办公室。”
在张教授的办公室里，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让我坐下。温暖的茶水驱散了一些寒意，也让我混乱的思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张教授开门见山，“学校有针对教职工和学生的紧急困难补助基金。我作为你的导师，可以为你做担保，先从基金里预支一部分。五百块够不够？”
五百块！这个数字让我震惊。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通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
“够了，够了！太多了……”我连忙摆手，“我只需要路费和……和一些医药费。”
“拿着吧。”张教授的语气不容置疑，“治病要紧。钱是学校借给你的，等你将来有能力了，再还给学校，去帮助其他有困难的同学。这笔钱，不是让你背上包袱的。”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和鼓励：“林昭，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孩子。但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是依附，什么是求助。向你的老师、向你的学校求助，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它也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张教授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击溃了我心中最后一道防线。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这一年来的委屈、挣扎、孤独和恐惧，在这一刻，全部倾泻而出。
张教授没有劝我，只是静静地递给我一块手帕，等我哭够了。
“哭出来就好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现在，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车票。”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方吗？我是老张啊……对，有点急事想请你帮个忙……我有个学生，家里母亲病危，急着赶回去。明早那趟车，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弄一张卧铺票？”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张教授连连道谢。
挂了电话，他对我说：“好了。我一个老朋友在火车站工作。他答应帮忙，让你明天一早直接去车站找他，他会给你安排。”
所有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天大的难题，在张教授这里，几个电话就解决了。
我站起身，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张教授，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您。”
“傻孩子。”他扶起我，“快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记住，到了家，不管情况怎么样，先给学校来个电话报平安。有任何困难，随时联系我。”
走出办公楼，夜空格外清朗。我捏着张教授写给我的条子，上面有火车站那位“方叔叔”的联系方式，还有他刚从家里拿来给我的一百块现金，让我先用着。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突然明白，我一直以来排斥的，不是“求助”本身，而是那种不对等的、以未来为抵押的“恩惠”。谢景原的帮助，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你一旦进去，就再也挣脱不掉。而张教授的帮助，像一双在你快要跌倒时扶住你的手，他让你站稳，然后鼓励你自己继续往前走。
前者是控制，后者是支撑。
回到宿舍，徐静和陈楠都还没睡，一直在等我。
“怎么样了？”她们异口同声地问。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们。陈楠长舒了一口气：“太好了！我就说嘛，天无绝人之路！”
徐静则看着我，轻声说：“林昭，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点点头。是的，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或许艰难，或许让我看起来很“傻”，但它捍卫了我最珍视的东西。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徐静和陈楠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
“到了家就给我们来信。”
“别担心钱，我们帮你顶着！”
我含着泪，和她们告别。
在火车站，我顺利地找到了方叔叔。他是个很和蔼的中年人，二话不说就帮我换了一张卧铺票。
躺在卧铺上，听着火车熟悉的“哐当”声，我的心却比来时沉重了千百倍。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情景。
三十多个小时后，火车到达了我的家乡。我冲出车站，直接奔向市人民医院。
在病房的走廊尽头，我看到了焦急等待的父亲。他比我上次见时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
“爸！”我冲过去。
“小昭，你回来了……”父亲看到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妈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
“还在抢救……”父亲的声音哽咽了，“突发性脑溢血……医生说，情况很不好……”
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几乎站立不稳。
就在这时，抢救室的门开了。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是疲惫的神情。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我是她丈夫！”父亲赶紧迎上去。
医生看了看我们，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第十一章 撕裂
“我们尽力了。”
这五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捅进我的心脏，然后狠狠地搅动。世界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声音和色彩，只剩下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白。
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哭的，也不记得父亲是如何崩溃的。记忆变成了一帧一帧破碎的画面：父亲瘫倒在走廊的长椅上，像一尊瞬间风化的石像；白色的床单盖住了母亲安详却再也不会睁开眼睛的脸；医院里福尔马林的气味，混杂着死亡的冰冷气息，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
母亲的后事，办得简单而仓促。
我们家没什么亲戚，来吊唁的，大多是父亲厂里的同事和一些老邻居。他们看着我和父亲，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嘴里说着“节哀顺变”之类的客套话。
谢家没有来人。
孙姨托一个邻居，送来了一百块钱的奠仪。邻居把钱交给我父亲时，小声说：“孙姐说，她身体不舒服，就不亲自过来了。让你们多保重。”
父亲接过那一百块钱，双手都在颤抖。他低着头，一遍遍地说：“谢谢，谢谢……”
我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我心里清楚，孙姨不是身体不舒服，她只是不想来。那通决绝的电话，那次在清华园里不欢而散的会面，已经耗尽了他们最后的情分。这一百块钱，不是慰问，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最后的了结。
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你看，没有我们，你连母亲的后事都办不好。
巨大的悲痛和一种屈辱的愤怒，在我胸中交织、撕裂。
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家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母亲生前用过的东西还摆在原处，那台她最宝贝的蝴蝶牌缝纫机上，还搭着一件给我做了一半的衬衫。物是人非，这四个字，从未如此残忍地具象化。
父亲在一夜之间，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也不动，只是看着窗外。
我知道，我不能倒下。这个家，现在只能靠我了。
我把张教授和同学们凑的钱，仔细地分成几份。一部分用来还清母亲住院期间欠下的费用，一部分留给父亲做生活费，剩下的，我小心地存起来，作为未来的应急资金。
我给张教授和徐静、陈楠分别写了信，告诉他们家里的变故。我在信里感谢了他们的帮助，并告诉他们，我会尽快返校。
回信很快就来了。张教授在信里没有多余的安慰，只是让我处理好家里的事，不要急着回来，学业上的事他会帮我安排。徐静和陈楠的信里，则贴满了各种剪下来的笑话和漫画，她们用这种方式，笨拙地想要让我开心起来。
看着她们的信，我在母亲走后，第一次流下了温暖的眼泪。
在家待了半个月，父亲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他开始拒绝吃饭，整夜整夜地失眠。我心急如焚，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晚上，我给他端去一碗热好的稀饭，他却一把推开。
“不吃！”他冲我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吃了有什么用！你妈都走了！这个家都散了！”
稀饭洒了一地，碗摔得粉碎。
“爸！”我惊呆了。
“你还回北京干什么？”他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连你妈的命都救不回来！要不是你当初那么犟，得罪了你谢叔叔，你妈说不定……”
他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发出了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在我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上，又割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是啊，如果我没有拒绝那颗荔枝，如果我没有挂断那通电话，如果我母亲病危时，我第一时间求助的是谢景原……他的人脉，他的资源，是不是真的能创造奇迹？是不是能从死神手里，把母亲抢回来？
这个念头，像一条毒蛇，疯狂地啃噬着我的理智。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所坚持的独立和尊严，在母亲的生命面前，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自私的笑话？
我为了自己所谓的“自由”，是不是间接地害死了我的母亲？
巨大的内疚和自我否定，几乎将我淹没。我第一次，为我当初的选择，感到了锥心刺骨的后悔。
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我看着窗外，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想到了死。我想，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去向母亲忏悔，是不是就能从这种无边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拯救了我。
是张教授寄来的。信封很厚，里面不是信纸，而是一叠打印出来的资料。资料的首页，是他用钢笔写的一段话：
“林昭，这是我一个在协和医院的朋友，刚刚发表的关于突发性脑溢血的研究报告。我让他特别看了一下你母亲的病例。他说，你母亲的情况，属于最凶险的蛛网膜下腔大面积出血，目前的医疗水平，神仙也难救。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你不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人生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作为学者，我们要探索未知；作为凡人，我们也要学会接受命运。你的路还很长，不要让逝者，绊住了生者的脚步。”
我一遍遍地读着那段话，读着那份充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医学术语的报告。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纸上，洇开一圈一圈的墨迹。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这句话，像一道光，劈开了我心中浓得化不开的黑暗。
我没有害死妈妈。我的选择，和她的命运，没有因果关系。
我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这一次，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内疚，而是因为一种劫后余生的解脱。
哭过之后，我擦干眼泪，走出房间。父亲依旧坐在沙发上。
我走到他面前，跪了下来。
“爸，对不起。”我把那份资料递给他，“妈的病，是个意外。谁也救不了。但是，我不该惹您生气。”
父亲没有看资料，他只是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了两行老泪。
“孩子，”他颤抖着手，摸了摸我的头，“是爸不好……爸不该说那些话……”
那一刻，我们父女俩，终于在共同的伤痛中，找到了和解。
第十二章 站台
五月中旬，我回到了北京。
父亲的情况稳定了下来。厂里的领导考虑到他的情况，给他放了长假。他开始学着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努力地让生活回到正轨。临走前，他对我说：“小昭，好好读书。别担心我。爸等你学出个名堂来。”
我知道，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回到学校，一切都恍如隔世。徐静和陈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王辅导员也找我谈了话，告诉我落下的课程可以慢慢补，有任何困难随时找他。
我的生活，重新被学习和图书馆的工作填满。只是这一次，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紧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裂的弦。母亲的离去，让我一夜之间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时间的宝贵。我开始学着，在努力奋斗的同时，也去感受生活本身。
我会和陈楠一起，在晚饭后去操场跑步，听她讲东北的趣事。我也会和徐静一起，坐在图书馆的窗边，看一本闲书，讨论某个作家的文笔。我甚至开始参加一些班级的集体活动，比如周末的包饺子，或者去颐和园的春游。
我依旧贫穷，依旧穿着朴素，但我不再感到自卑。我坦然地接受同学们的善意，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张教授借给我的钱，我一边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收入，一边利用假期做家教，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连本带息，全数还清了。
还清最后一笔钱的那天，我特意去买了二斤猪肉，在宿舍里，用一个小电炉，做了一顿丰盛的红烧肉。我请了徐静和陈楠，也请了王辅导员和几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
那天，我们吃得很开心。徐静看着我，笑着说：“林昭，你这顿红烧肉，我可等了两年。”
我也笑了，眼眶却有些湿润。
大四那年，我以全系第一的成绩，获得了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资格。张教授成了我的导师。我的未来，清晰而明亮地在我面前展开。
毕业前夕，我们宿舍一起去拍合照。陈楠毕业后要回哈尔滨当一名中学老师，徐静则被上海一家报社录取，即将成为一名记者。我们三个人，即将各奔东西。
拍照的时候，陈楠突然提起了谢景原。
“哎，林昭，你那个很厉害的团长叔叔，后来还有联系吗？”
我摇了摇头：“没有了。”
“真可惜，”陈楠感慨道，“你要是当初跟他搞好关系，现在说不定直接分到哪个设计院当领导了。”
徐静在一旁说：“那样的路，不适合林昭。她有她自己的路要走。”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是啊，我有我自己的路。这条路或许崎岖，或许漫长，但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脚下的每一点土地，都坚实而可靠。
一九九四年，夏。
我已经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了一名青年教师，同时还在张教授的建筑事务所里参与一些实际项目。父亲的身体还算硬朗，我把他接到了北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生活平淡，但安稳。
一天，我送一个从外地来访的学者去北京站坐车。
在人潮涌动的候车大厅里，我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一个角落。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那是一个头发花白、背脊微微有些佝偻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脚边放着一个老式的帆布行李包。他看起来，就像无数个来京讨生活或者探亲的、最普通的中年人一样，脸上带着被旅途和生活磨砺出的疲惫。
但他抬起头，看向检票口的那个瞬间，我认出了他。
是谢景原。
他比七年前，老了太多。肩章上的星星和杠杠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再普通不过的便装。曾经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岁月的沧桑。
我的心脏，在那一刻，漏跳了一拍。
我想起多年前，在绿皮火车的站台上，他也是这样，站在人群中，看着我。只是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而我是卑微的接受者。
如今，我们身份对调。我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而他，只是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
我不知道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或许是转业不顺，或许是时运不济。那个曾经能“让我少奋斗十年”的平台，似乎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坚固。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不到一秒钟。
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他的眼神浑浊而茫然，迅速地从我脸上滑过，没有停留。
或许，他早已不记得那个在火车上拒绝他荔枝的、固执的黄毛丫头了。
我站在原地，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我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说。当年的恩怨情仇，在岁月的长河里，已经被冲刷得模糊不清。剩下的，只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检票的铃声响了。他提起行李，随着人流，缓缓地向检票口走去。他的背影，在拥挤的人群中，显得那么平凡，甚至有些落寞。
我静静地看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通道的尽头。
我忽然想起了那颗荔枝。那颗晶莹剔C透、汁水饱满的荔枝。
我从不后悔当初没有吃下它。
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接受了，就要用一生的自由去偿还。
广播里传来催促旅客上车的声音。我转过身，迎着车站广场上明亮的阳光，走出了候车大厅。
从此，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