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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七大寇之沈虎禅大传·将军的剑法之麻将·一索宝祥顾准先生曾大胆质疑中国历史上一切开国皇帝的僭主身份：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我国史家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也有正统非正统之争，…七大寇之沈虎禅大传·将军的剑法之麻将·一
索宝祥
顾准先生曾大胆质疑中国历史上一切开国皇帝的僭主身份：
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我国史家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也有正统非正统之争，却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的‘法统’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
元朝末年，红巾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占领了东到淮河流域，西到汉水流域的大片地区。文人士夫对“红巾”二字深恶痛绝，故在文字中一直视起义农民所信奉的“明教”为“妖术”，对红军一概称为“红巾盗”、“红贼”、“红寇”、“盗贼”。章溢在辅佐朱元璋前曾组织地主武装——“乡兵”与来犯龙泉的蕲州、黄州“红军”作战。朱元璋平处州后，章溢与叶琛避走闽地建宁[4]。就连刘基也曾“对朱元璋的起义，直斥为盗贼”。从小处看，他是僭窃了韩林儿的“大宋”；从大处看，他是代元而立，僭取大位。明政权在建立中，甚至在立国一段时间之后，也还遭遇到反叛者的冲击。僭主由于取天下于他人之手，而非世袭传承那样“得来全不费功夫”，故对维护政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作为明王朝开国元勋，刘基功高震主，甚至功高盖主，尽管他一再收敛锋芒，还是没能躲过朱元璋的明枪暗箭。可以说，他对朱元璋的僭主心态有着最深刻的体悟。
一. 箝制文士，收而苛责
明初知识分子政策是朱元璋僭主心态的重要体现。
关于朱元璋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文章为数不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为，“恩威并举，收而苛责”可谓朱元璋御臣的八字方针。
对一个初生政权而言，前来依附它的知识分子越多，似乎越能表明它的“正统性”与稳固性，所以朱元璋在翦灭群雄之中、之后，一直在努力地打消知识分子的自尊与矜持，以各种手段箝制富有思想与影响的儒士，防止他们散布于己不利的言论。为吸引更多的人为洪武政权服务，朱元璋费尽心机。对不肯从之者，恐吓、杀戮，如陶凯、秦裕伯、高启、王彝等；对愿从者，施之以恩。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大幅度地清换了官吏队伍，不少人受聘而辞，少顷，又有数人身心恋阙，朱元璋命仍复原职，特加赏劳，以表彰其恋阙之忠诚[9]。而对于已归顺者，则恩威并施。他能御手调羹赐宋濂诸臣，也能派遣特务进行监视，次日问大臣昨日饮酒否？座中客为谁？馔为何物？以检测其忠实与否[]。宋濂致仕返乡，他能赐绮作百岁衣，还体贴入微地嘱咐大江涨，不可舟，宜循内河达家，但四年后却亲手贬之于蜀之西疆，间关万里，“百口徙蜀，与戎羌邻”[]，致使宋濂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继。……殁时惟从子怿以孤童治丧。三男皆先死无存者。”(同上)对待危素，他能赐小车，表敬重，又能恶毒地贬他去守不降朱的昔日同僚余阙之祠。对刘基，他能尊为先生而不呼其名，使之倾力辅佐，又能满怀戒心地将其羁管京城，直至奄奄一息。
亚里士多德曾论述过古希腊的僭术：“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而止。”朱元璋亦深得其妙。征伐过程中，他每到一处，都要笼络当地钜儒，引导风气。攻入素以礼义著称的两浙时，他的事业正蒸蒸日上。婺州号称宋元以来的理学中心，吕祖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理学大家在元末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一心成就霸业的朱元璋当然明白这一点，于是几经周折，于至正年（）“聘”得当时名享一方的“浙东四先生”——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人之中，濂为书生，性格柔顺，较易收服，章、叶曾率乡兵抗朱，败后逃亡，只有刘基聚兵保家。首次聘请不果，朱元璋派处州总制孙炎再去，刘基以剑相赠，表明心迹。孙炎“作诗，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遗基书数千言，基始就见，送之建康”。这四人的到来，对当时士风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但是，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的朱元璋对投于麾下的文士利用效能之低却是惊人的。他虽然力图恢复先世礼法之治，却不懂得如何使这些人在礼法方面的学问、才能发挥出来，而是滥杀一气。某种意义上讲，元廷无士而养士，明初多士而不善养士。
就连一再指责明初群士不仕的钱穆也为之痛心：“明初既用士无制，而诛士亦无度。革命之际，一切草创。五季无士，宋祖乃以不戮士人之家传誉后代。元末多士，明祖乃以草菅士命贻讥载籍。”王袆曾被迎入“礼贤馆”，同知南康府事时因多惠政而受赐金带，但终生未得大用，方孝孺深为之憾：“何先生独不遇耶？……今上有天下，先生尝用矣。既而出佐远郡，召入修元史，为翰林待制，且将用之，复出使西陲。始还，又奉诏之南夷，竟留未还……非天谁能使然哉？”其矛头所指，自然是僭越大位、高高在上、残害儒士的天子朱元璋。
对知识分子的不合理使用与严重摧残，至少能从两个方面印证朱元璋的僭窃心理：首先，他出身草莽，而非皇子帝胄，未经从小训练，没有这方面的修养，所以不懂怎样正确驾驭儒士；其次，严酷政策是对明初好隐之仕风的惩治，他打天下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意志而不是法律支持，得天下靠的是群雄混战而不是贵族阶级对他的认可。为加倍呵护自己的皇位，他必须对富于自尊与自由意志的儒臣严格控制，无情打击，因为“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
二. 喜怒无常，多疑嗜猜
由于士人与他的合作并未达到理想的愉快程度，朱元璋登基后变得敏感多疑，喜怒无常。他急于求成，却不能如意，故常用严峻的法令打击他的臣属与子民。
洪武元年（），先前颇为朱元璋赏识的国子祭酒许存仁由于私自挪用国子学的一些器物，遭到弹劾，朱元璋令其谪居韶州，守唐宰相张文献公祠。明初官吏的薪俸低得惊人，而朝廷对贪赃行为又课以重罚，因此竟有官员惧怕法令而至于贫死。钱谦益《列朝诗人小传》称张適“以明经举授广西理问，历滇池渔课、宣课二司大使，衣食不给，竟死于官。” 苏州是张士诚的根据地，入明之后此地的知府一职便格外地难作：“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左谪者，吴懋，坐事去者，何异、张亨；被逮者，王暄、丁士梅、汤德、石梅、王绎、陈彦昌、张冠、黄彦端；坐赃黥面者，王文；而子尚（金絅）与魏杞山（观）皆坐法死。当日领郡者，亦不易矣！”朱元璋对张氏故地投入过多的关注。而重典治吏又反过来使一些儒臣望而却步，二者的互动形成恶性循环。
朱元璋总喜欢通过隐喻手法，将一些细小的事情视作对其皇位的挑战，而这在常人看来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从正史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他对“则”、“贼”、“生”、“僧”等字的忌讳。从野史中我们则可以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朱元璋，他想要杀人时可以找出五花八门的借口。御史王朴性戆，数与朱元璋争曲直，招致斩命，王死不悔改，临刑作诗。朱元璋得知后以未能及时上呈其诗使行刑者数人俱坐死。[]无独有偶。宋濂弟子孙蕡因为蓝玉题画连坐，临刑时口占一诗：“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监斩官复命时，朱元璋以同样的借口将其杀掉。京师上元夜观灯，他看到一幅孕妇怀瓜的画，疑以“怀西”讽其母祖贯淮西，次日便令军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舍人詹希原书写宫殿署榜，太学集贤门之“门”字右笔钩稍长了些，朱元璋以其“欲闭门，塞其贤路”而杀之。时有河兽猪婆龙搜抉江岸，众因“猪”与“朱”同音，只好诿罪于鼍。朱元璋便以“鼍”与“元”同音而令将江中大小鼍索捕殆尽。他的敏感，形成了明初高度紧张的政治现实。从张羽的一首诗我们可窥其一斑。洪武7年（）腊月，张羽奉旨到凤阳祭皇陵，“俯视不敢唾，中有蛟龙蟠”，将他在帝乡皇陵如履薄冰的畏祸情绪渲染至极。此时稍有不妥，都可能成为日后得罪之由。
毋庸置疑，朱元璋为天下雄猜之主。究其原因，当时的政治要求固然是一端，但夺取国柄、代元而立的僭窃心理不能不说是一大因素。臣子常以其草莽起事比汉高祖，却从未敢以其嗜猜比隋文帝。隋文帝亦为篡国之臣，登位后孤寂多疑，偏执嗜猜。二人实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吴晗先生认为朱元璋多疑嗜杀是因为患有心率过速的病症。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朱元璋曾亲自对桂彦良作过解释：“朕在军中时，士卒有违号令者辄忿怒，心胸闭懑，久而成疾。今少不如意，即为所苦。”
刘基还乡后十分注意自己的行为，不与地方官吏交往，恐有结党营私、参与政治之嫌。但是，作为由元入明的功臣，刘基对新政权有着太多的感情，看到于它有害的事总无法袖手旁观。洪武五年（），他得知方国珍的余党在谈洋（今浙江文成县朱阳乡）贩卖私盐，侵害国家利益。不久，又得知附近茗洋（今浙江文成县东头乡）地方官吏隐瞒反叛事件，刘基便密封奏请皇上在此设立巡检司，以严肃吏治。然而，这两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成了中书左丞胡惟庸报复刘基的极佳借口。他勾结地方官吏，声称刘基所为乃是由于相中这块“踞山面海，有王气”的宝地，“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规攘为己有，则将居之，以当异符”，从而激起百姓反抗。朱元璋当然不太相信刘基是这样横霸乡里的人，但“王气”之说实在触动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何况刘基精通堪舆术——朱元璋的宫室和墓地都是他给卜选的！为此，朱元璋坐卧不宁，下令“不夺其名而夺其禄”，给他一个警告。刘基未作任何辩白，默默地“入朝引咎”，表明自己并无异心。朱皇帝喜怒无常、嫉忌雄猜的性情，使刘基居京期间心力交瘁，形容衰颓。
三. 玩弄天兆，首鼠两端
初登大位的朱元璋一直对自己的皇权表现得极不自信。由于不能降服群臣之心，他便借 “天意”收拢人心，常把自己装扮成敬天畏地、代天行事的“天子”形象。为证明君权神授，他自制《周颠传》，还虚拟出徐道人、赤脚僧等神秘人物。他的一首题扇诗亦可见其心态：“有一古老叟，胸中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仙人口。”
朱元璋常将天象变化视作上天对他的惩示，笃信不疑，且常迁怒于人。有一次，他亲祀社稷，“会大风雨，还坐外朝，怒仪曹议礼不周，以致天变，将杀之。章溢对曰：‘风雨已连朝，无足怪者。纵礼官议有未尽，陛下一诚自足以格神明，愿宽雷霆之怒’。”朱元璋这才稍稍消解了怒气。一有风吹草动，他首先惶恐不安，煞有介事地检讨自己，似乎真的是上天在垂诫于他。洪武3年（）8月，天象有变，太阳黑子出现，立即遣人专程赴青田求问已致仕在家的刘基。他还曾命礼部访求卜士。
但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吉兆，他又表示不敢轻信。当皇宫或乡下出现通常所谓的“祥兆”，如嘉禾、嘉瓜、甘露时，他并不能释怀，妄自庆幸。洪武2年（）月日，乾清宫后苑苍松降膏露，朱元璋显得相当谦虚。8年（）月日，同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朱元璋又一次借题发挥，表白自己对上天的忠诚与为帝的谨慎。这些史料似乎又表明朱元璋不信天兆。
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充分证明朱元璋内心是虚弱的。面对群臣狐疑的目光与强烈的归隐要求，他的心中充满了窃取帝位的不安，只好搬出上帝，制造神话，以自己对上天的虔诚带动臣子对“天帝”与“天子”的敬畏。然而一旦需要巩固皇位时，他又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后果地独断行事，滥杀无辜，根本不顾忌触犯天怒。其自身的矛盾行为，向士人昭示着他僭窃君位后的自警心态。终洪武一朝，刘基几乎把持着对天兆的绝对解释权，也成为洪武猜疑性情的直接见证者。
四. 代农立言，逞显文才
朱元璋出身农民，了解农民生活的艰难，所以他有着浓厚的农民情结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是，在贵为一国之君后，朱元璋面对已是他的子民的士大夫，农民情结仍未消除，只是由原来的杀伐柔化为戏弄与猥亵。尽管他早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但农民情结在他的头脑中却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他让江南的富户迁徙到凤阳以“实帝乡”，他把元廷旧臣与新朝罪吏谪至濠、滁等地作苦役，他借“君臣同乐”之名使宋濂醉酒出洋相等，无不向士人宣告，他要寻求心理平衡，要体现农民意志。
为此，他屡屡在文臣面前逞显他的文才，以表明自己农家子亦能吟诗作文确是“天生圣人”。他要在臣子面前树立绝对权威，塑造一个能文能武的皇帝形象，尽管这与他的实际才能并不相符。
不可否认，朱元璋在儒臣的辅助下学问渐长。他喜好读书，学习一些“资治”史籍，广泛涉猎散文、骈体文、经学、史学，在与臣下的宴游中亦好随兴赋诗，所以文字功夫颇有长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只是在长期的行伍生活中熟悉了应用文的一些规律，获得关于五、七言绝句与律诗的零星知识，也能照猫画虎般地吟出一些诗句，但谈不上什么文学才能。退一步讲，即便有一点点文才，也绝对达不到臣子们所夸赞的那种程度。他的欣赏趣味与文学技巧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但是，朱元璋的欣赏趣味趋向于质实平易，主张诗文能明事理即可，所以他的一百多首诗大多数直白如话，几无韵致可言。他的直白“风格”，与古代诗论中的“寄至味于淡泊”绝不可相提并论，二者具有全然不同的艺术水准。其咏猫诗曰：“紧行慢行皆虎形，室中捕鼠百般能”[]，草率而成，平淡似水。又如《东风》：“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花成子结应花盛，春满乾坤始凤台。”意象与主旨相去甚远，松散拙劣。
可以说，朱元璋只是明清时期大量涌现出来的四、五流诗人中的一个，其诗文既无汉高“大风起兮云飞扬”与曹操《观沧海》那样的冲天霸气，不怒自威，亦无唐宗宋祖的“华贵富丽”。朱诗要表现“王者风范”，便是“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只象一个踌躇满志而又才艺平庸的军旅诗人记述自己的经历，发抒内心素朴的思想感情，从而形成了一些文字。
朱元璋苛责儒臣，打击文士；心理扭曲，多疑嗜猜；搬弄神道，把玩天兆；吟诗作赋，卖弄文才。上述诸端，共同构成了他的僭主心态，也成为明初颂圣文学勃兴、继而“台阁体”粉墨登场的主要背景。刘基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身心经受巨大的考验与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