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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中的道与德作者：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作为一种文学意象，“鲲鹏”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文学意象难以相比的。随着后代文学创作的不断刷新，这一文学意象也逐渐积淀了新的文化意蕴。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作者：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作为一种文学意象，“鲲鹏”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文学意象难以相比的。随着后代文学创作的不断刷新，这一文学意象也逐渐积淀了新的文化意蕴。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其实，鲲鹏诞生时，并没有这种诗意的内涵。众所周知，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虽然翼如垂天之云，振翅而飞，激荡千里海潮，搏击狂飙，高翔万里云霄，但是在飞往天池时，必须借助海潮的运动；离开天池时，也必须借助六月的大风。之所以能飞上九万里高空，背负青天，无物可挡，乃因为“风斯在下”，托起了它的“大翼”。否则，即便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无法自由翱翔，更不用说扶摇而上九万里云空。为说明这一现象，庄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则胶矣，水浅而舟大也。”浮物能否飘起，完全取决于浮力的大小。坳堂之水，只能浮起草芥，不可浮起水杯。同样，如果“风之积也不厚”，无力托起大翼，鲲鹏也会重蹈“置杯则胶”的悲剧，最多不过像斥鴳那样“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于九万里高空，必须依赖于外部条件——狂风，即庄子所说的“有所待”。

庄子创造的鲲鹏意象旨在说明：在宇宙自然中，无论是直冲云霄的鲲鹏，还是“翱翔蓬蒿”的斥鴳，无论是不知日月春秋的朝菌蟪蛄，还是以千百年为一季的冥灵大椿；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超然物外“辩乎荣辱”的宋荣子，还是“御风而行”泠然轻飏的列子，都有一定的度的限制，只是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所以都是“有所待”，不可能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即超越现实，顺乎自然，游心无待，才能真正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天地之间，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也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换句话说，即使是翱翔九万里的鲲鹏，也无法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

那么，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中，鲲鹏如何由“有所待”而转化为自由翱翔的象征呢？

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一面不能忘怀世俗，追求身名俱泰；一面又要越名任心，追求任诞逍遥。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因此，他们就渴望在庄学中寻找到一丝精神慰藉。而庄子的境界，他们又无法企及，于是乎，只好通过将庄学世俗化的方式，寻求安顿身心的法门。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飞举的大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通过对鲲鹏的哲学内涵世俗化、意象内涵诗意化的转换，试图重构已被打破的心理平衡。

哲学内涵的世俗化，始于郭象。其《庄子·逍遥游注》题解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悠游蓬蒿，虽有大小差别，但生存于不同的空间，都能自得其性。而所有事物只要顺乎本性，称乎所能，且又符合各自差异的本性（性分），就是一种逍遥。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悠游蓬蒿，在逍遥这一点上，二者是没有差别的。同样，“有待”与“无待”也无本质差异。《逍遥游注》又说：“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之巨细乎！”世间万物，只要安于天性，动应自然，有待无待，就是一种无差别的存在。庄子所言之“有待”，是溺于现实；“无待”，是超然物外，而在郭象的哲学中却获得了统一。于是，本来“有待”的鲲鹏，也就成为“无待”的自由逍遥的象征了。

意象内涵的诗意化，始于嵇康。其《卜疑集》说：“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虽然大鹏的意象只是作为一个叙事因子出现在文中，但是“大鹏于南溟”是与“人间之委曲”相对立的意象，于是，在这里大鹏也就摆脱了“有待”羁缚，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象征。这就将大鹏意象的内涵诗意化了。后来，阮修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篇《大鹏赞》：“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庭。鸴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虽然基本内容仍然截取《庄子》，“海运水击，扶摇上征”似乎还带有“有所待”的意味，但是“假精灵鳞，神化以生”的神话色彩，“志存天地，不屑雷庭”的高远之志，“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的窅然远翔，却是《逍遥游》所没有的。从本质上说，阮修是借助《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表达自由、高远、超然的人生襟怀和自由精神，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诗意展示。

到了唐代特别是盛唐，鲲鹏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李白，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他创造的大鹏形象也成为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

在李白诗赋中，大鹏是最具个性的审美意象之一。如果说《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还保留着庄子鲲鹏意象的痕迹，那么他所创作的《大鹏赋》则彻底改造了《逍遥游》中“有所待”的鲲鹏意象。青年李白在江陵拜见道教徒司马承祯，祯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非常兴奋，即兴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将司马喻为《神异经》中所说的昆仑希有（大鸟），将自己喻为《逍遥游》中描述的北溟大鹏。辞赋完成之后，虽已播之人口，但诗人认为“未穷宏达之旨”而悔其少作，弃如敝屣。直至中年，读《晋书》所载的阮修《大鹏赞》，鄙薄其辞意粗略，又重新勃发创作《大鹏赋》的激情。赋中之大鹏，“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掠过渤海的春水，飞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越过昆仑之巅，煊赫宇宙之间，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奔涌，是何其壮浪；“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簸却天地元气，驱使万钧雷霆，使北斗转向而天宇震动，山岭摇荡而海水倾泻，天下竟无可与之争锋者，是何其雄健；“足萦虹蜺，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翱翔之时，足有虹霓萦绕，目如日月之光，上下翻飞，迅疾倏忽，气生六合之云，羽飘千里飞雪，是何其瑰玮！特别是“欻翳景以横翥，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逆天垂翼，蔽遮日月，止乎广漠之野，入于深渊之水，并最终与“希有”之鸟同登寥廓之境，“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又是何等自由逍遥！所以，一切神奇之鸟都“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在此，鲲鹏则由“有所待”才能展翅高翔的文学意象，转化为绝对自由、搏击万里的文学意象；由有限地发挥庄子描述的鲲鹏意象，展示魏晋风度的内涵，转化为以庄子鲲鹏为载体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崭新内涵的审美意象，成为壮浪雄浑的盛唐气象的代表。李白此赋问世后，风靡天下，“家藏一本”，可见影响之大！自此之后，鲲鹏也就成为自由翱翔的象征了。

鲲鹏意象内涵的转换，是文本接受的必然结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是中国文本接受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何必不然”，或是断章取义，如《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或是引申说理，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借助晏殊、柳永、辛弃疾词，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或是自由创造，只是截取文学名篇的一个既定意象，按照文本审美表达的需求，自由创造。后者也是后代文学创作的常态，西方流行的文本“互文性”理论，也可以舶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意象的挪移与内涵的转换。

嵇康阮修截取鲲鹏意象以抒情，是断章取义，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郭象对鲲鹏意象的哲学阐释，是引申说理，借《逍遥游》的阐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李白的《大鹏赋》则是自由创造，在大鹏意象中，寄托一种激荡天地、冲绝桎梏、自由飞翔的襟怀。后代的大鹏意象，就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来说，是“误读”；就文学创作来说，则是审美创造。

鲲鹏意象的变化，正是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的“误读”，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创造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也因此使鲲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壮浪恣肆、一飞冲天的鲲鹏，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襟怀、理想的象征。

《光明日报》（ 年月日版）